作者简介：王广义，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

新时代是党史和新中国史划时代的一个新坐标，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注重回应时代需求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在时间、空间、学科内容等视角下，古今结合、上下结合、中外结合，跨学科结合，从不同的时段、角度、层面来研究中共党史，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

一、时间视域：长时段研究

历史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自有其内部的连续性，不能人为地割裂历史发展的源与流。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相当长的时代演进过程，短时段的研究很难总结整体性规律和展现大历史脉络。因此，我们要立足唯物史观，放眼宏观历史得出结论。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学人开展了长时段、“大历史”式的党史研究，一改过去偏重短时段，单一、割裂的研究，提倡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起来，从而进入“总体史”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时段中的中共党史，上承中国古代史，下启中国当代史，更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研究，也更需长时段之研究，这样有利于“通古今之变”“鉴往而知来”，窥历史之真谛，有利于规律性、连续性与继承性探究。

纵向来看，中共党史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进程。在这三个历史进程里又经过若干个历史阶段，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等。这些不同的历史周期、历史节点、历史事件过程都可以说是可大可小的“时段”。短时段的事件，中时段的情势，长时段的社会结构一定要相结合。“对短时段事件的研究必然要求对中时段作情势的探析；而对情势的了解又必然要求对长时段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性质的总体把握”。[1]如我们研读“四史”，应坚持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把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置于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学习，把70多年的新中国史置于近百年党的奋斗史中学习，把百年党史置于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和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学习，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上溯中华民族史、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才能充分激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宏阔视野。

立足长时段研究中共党史，深入探讨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具有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广阔视野，为其提供高站位。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经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本土化发展的历程，是各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党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一节，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

从时序来讲，不仅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要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即“回顾性分析”和“前瞻性分析”。“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并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溯历史，回落当下，服务现实、展望未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历史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解决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必然要求中共党史的研究更为直接、更为深入。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更要加强现实意识和问题意识，既要关注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更要关注已经发生并且仍在发展着的问题。现实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历史中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积极解决现实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使党史研究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3]

从时间视域研究党史更需要有系统意识，要置身于一个纵深的历史时段，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党的历史问题，防止单一、片面、割裂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借助系统史学，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可以深入解析重要事件、客观情势和社会结构的特殊作用，由此推进党史研究的立体解读。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愈加深入，经验积累愈加丰富，党史长时段研究所面临的资政育人的使命也越来越艰巨，同时党史研究也将更加大有作为。

二、空间视域：全景式研究

在空间方面，党史研究要注重上下结合。学界首先冲决了中国传统的呆板、单一、直线式的研究框架，党史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来看，开始注重基层民众的主体作用，打破了只关注上层社会、精英文化的传统研究，开始关注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多“向下取向”。普通民众生活史研究异军突起，以民众、民生、民本为关注点，揭示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从宏观着眼，由微观入手，宏观整体和微观个案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党史和全国党史的研究，而是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其反向关系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底层看历史”，从中找出更加全面的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规律来。“眼光向上”，关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眼光向下”，重新审视历史，展现出基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重组及其日常心态和生活，把社会下层群众的活动同上层人物的活动连接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同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从整体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为了避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当今更多学者提倡“总体史”(或整体史)研究范式，但在实际研究中也未忽略精微式的历史研究，这种微观、个案的研究往往被置放于“大历史”的环境里，以此丰富、深化和加强宏观研究和综合研究。其研究特色在于宏观导向，微观切入，既密切关注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更充分注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应当说这是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在空间方面，党史研究还需要内外结合。既要从国外的角度出发看中国，也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看国外(或称为“对称性观点”)；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结合。

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来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前所未有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尤为不能置身于外。再者，人类文明交流互动是永恒不变的历史主题，中共党史本身就是开放、丰富的历史，这必然对新时代党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以世界舞台的眼光、国际坐标和全球格局来看待党史工作，引领时代潮流，推动国家发展。全球史的兴起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宏大叙事的新视角，而且还提供了中外互鉴的新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共党史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新解读。

“全球史观”着眼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着重阐述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形式和内容，重心放在建立相互联系的“过程”上面，以互相关联的“网络”为单位，同步说明该地区的纵向和横向发展。[5]我们要打破就中国论中国、就党史论党史的模式，在注意党的自身变化的同时，还要注意“空间转向”(spatialturn)，或者说是跨越党际或国界，达到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的转变。中国需要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审视世界、理解世界，也需要从全球史中汲取全球性事务处理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史视角下，世界历史中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教训”，全球史进程的总体叙事以长时段角度展示历史的“规律”。[6]因此，我们研究中共党史要将其置放于“全球史”“跨国史”“世界史”的视域下。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不仅要放到中国20世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去理解，而且还要放到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社会革命、国家构建的大环境下去理解，因为中国革命深受法国、俄国等国影响，属于“外发次生型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的探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宽中国革命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要在全球史视野下研究改革开放史，这样不仅要求讲清楚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要求讲清楚历史中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改革开放。[7]既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又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这样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才能看出相互关联与异同。以“世界革命”为诉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全球性的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的眼光。[8]中共党史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建设的新路径，其关键就在于从全球史的研究视域出发，采用总体性的研究范式，重新审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影响，从而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以及世界发展的整体推动，从而将中共党史研究融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

总之，传统党史研究，大多从中央与地方的角度研究党史，而“世界—中央—地方—民众”之范式纵深拓展，互动融合，尝试构建更大的历史图景。统一性与多样性将是长期并存的，更需要以开放、互动的视角看待世界各地不同的史学传统，并多面向地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互动”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变化与进步的动力。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应当避免“去中国化”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基点从中国本土出发，立足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共产党自身。自中国看世界，自世界看中国，核心在于整体观。既不被烦琐的表象所迷惑，又要避免历史研究的单一化、片面化、主观化。中国学者应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积极推进具有全球史研究视野下的中国党史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党史工作者当前紧迫的任务。

三、学科视域：跨学科研究

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史学的常新，源自其多面性。法国年鉴史学派主张历史的总体观和综合观，认为历史是同人类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人的科学”。换言之，社会历史是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思想、宗教和人类生活各个要素的总体史。历史研究既要对历史的各个层面进行研究，也要注意历史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之间有机联系的综合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党史研究不是对政治军事的单一研究，也不是对上层人物的简单论道，而是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各个领域历史活动的综合考察，具有内涵丰富、外延广博、涉及学科知识面广等鲜明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传统中共党史表述方式的革命性思维，研究内容的单一政治性内容，即着重突出阶级、党派、革命史本身，而忽视其他面向，有固化和封闭的趋势，遮蔽了党的历史研究中文化、社会、民族、科技等丰富多彩的多面向内容，弱化了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党史中的历史事件是社会前进历程中多种元素的有机整合，利用多学科多面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深化党史研究的深度、范围，使研究视野不断更新，更加系统全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科涉足中共党史，不少学者专门论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动向。但是，这些文章多从“新政治史”“新革命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角度加以切入。虽然实际上也反映了党史内容多层面的延展，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在全面开展中共党史自身学科多面向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使党史更加学理化。不要局限于传统史学方法，要进行多维思考，借鉴吸收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生态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领导科学研究方法等等。吸收、运用其研究理论、学术范式，不断更新研究视角，促生新的研究点，实现学科研究的重构与创新。例如在党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以及当时社会群众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尤为重要，如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等等，运用心理分析，一定程度上使论证更加深刻，更有力地论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年代的群众基础。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9]中共党史研究需要突破自身壁垒，融合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无论是开展中共党史自身多学科多面向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我们必须抓住“党史姓党”这一“本位观”与“主位观”，即党史研究必须坚持政治性，秉承研究的科学性，坚持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积极开展党史跨学科研究，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论断、大众言论的有机统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坚持全面研究、总体观察，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构建符合党史特征的学术话语体系。

总之，我们研究党史要有大历史观，不仅是指时间视域的长时段、空间层面的宽视野，还要有学科视域下的多层面，将党史研究构成一个“点”“线”“面”“体”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才能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立足新时代研究中共党史，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高度，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立足新科技革命的技术高度，紧扣时代主旋律，承继前人党史学者治史经验，拓展研究视域，创新研究方法，坚持历史的厚度、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做出科学阐释，进行“经纬化”研究，还原历史真相，总结历史规律、显现历史智慧，才能让中共党史研究之树长青！

注释：

[1]高尚、王四达：《从“总体史”到三时段——一个解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新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

[3]《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5]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33页。

[6] Nicola Spakowski, “National Aspirations on a Global Stage: Concepts ofWorld/Glob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4, No.3(November 2009), p.476.

[7]欧阳军喜：《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8]王奇生、黄道炫：《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红广角》，2016年第7期。

[9]《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