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苏：我想先大致谈谈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它对于长时段宏观历史的意义。关于理论的意义，有强弱两种不同的提法。先从“弱提法”说起：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从非常不完美的库存史料中尽量还原历史真实。对于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地点来说，文字记载的保存是极不完整、不系统的。如果想要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史料去还原任何具有认知价值的历史真实，必然会涉及大量的引申、跳跃、推断乃至于假设。只有这样，才能跃过史料之间的空隙，把它们尽量合理地组织到一起。那么，这些引申、跳跃、推断、假设的思维基础是什么？是史料本身吗？还是某些外来的思维框架？历史学者喜欢拿“历史感”作为一切思维判断的基础，但“历史感”又从何而来？在我看来，“历史感”这个概念只不过是问题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它也必然是史料功夫和史料之外的引申、跳跃、推断、假设的有机结合。

说到这里，喜欢微观史学的同行往往会质疑：难道就没有在事实叙述上比较保守，试图以小见重思长时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大但又不直接“论大”的微观史学研究吗？一旦研究对象足够微观，现存史料之间的缝隙是否也就会随之收缩，直至不再需要理论补偿？这就涉及“理论史学强提法”了：如果说弱提法是建立在史料缝隙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强提法则直接否认了“不依赖理论的直观史料认知”的思维可能性。即使是解读最简单的史料，即使是做最基本的文献功夫，不用理论也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大脑认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各种长年累月积攒起来的认知滤镜，不论是语言、逻辑，还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直觉。既然如此，“史料阅读”这种高度专业化、高度系统化的认知工作又如何可以免俗？当代史学，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后，格外强调把史料与文本放到“历史语境”与“历史情境”中去解读。情景化是任何历史系研究生必然要学习的思维方法。但这些“情景”与“语境”不是史料本身就能够完整提供的，它们依然是史料与外部理论结合的产物。

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工作的第一步不是从外部选择并套用已经成型的理论范式，而是自我审视并扪心自问：我为什么会这样理解这份资料？我潜意识里的认知偏见或滤镜到底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让这些滤镜形成可以理性运用的框架与体系？提出理论模型的过程首先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有效地提出假说并证伪/证实/修正它。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思维滤镜进行“体系化处理”，其实主要是服务于学术工作的群体性需求。归根到底，个体的学术认知能力是颇为有限的。只有依赖于一代一代的学术继承与群体性合作，才能不断接近外部真实。因此，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帮助我们理顺自己的认知滤镜，更在于帮助别人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并由此鼓励他们进一步审视他们自己的认知滤镜。完整的学术交流既需要材料方面的透明度，更需要思维方法上的透明度。

宋念申：现当代的历史学研究，总是在回应一些社会科学问题，这和我们固化概念中偏重考证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想举全球史的兴起作为一个例子。大多数全球史的书写，并不是因为有特别新的史料被发现。一位全球史写作者，很难在史料搜集上超过某一具体地方的研究者。但全球史强调的不是各个地方史的叠加，而是找到地方之间的联结。这种视角和问题意识，显然不是纯粹来自史料，而是来自背后的理论框架。如果历史研究要有所突破的话，它必然要回应、检验、审视、批判今天的理论性问题，不停地在对话过程中，激发出新的思想。

今天谈“长时段”，似乎关注的是时间线索。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空间的线索。我发现历史社会学只是在今天的中国得到特别热烈的讨论。但其实这种非量化的质性研究，在英语学界已经是支流，而且日益边缘化。为什么是这样？我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我想是因为中国这一代社会学者（也包括愿意借鉴社会科学来讨论的历史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原来的叙事和理论框架，他们发现中国的经验，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层面，都提供特别多的理论可能性，可以提出新的阐释。这就是我说的“空间问题”：在中国的当下，依靠历史材料（而非数据统计）从事社会科学讨论，其紧迫性似乎要高于其他国家。

我一直觉得，史学肯定不只是史料学，因为你一旦主动建立一个解释史料的框架，开始叙述和解释了，就抽离出原始史料了。这后面肯定有理论，而如果不把理论想清楚的话，叙事是搭建不起来的。仅仅把材料堆砌在那里，没有意义，因为材料不能解释自己，研究者必然要对问题有主动的探讨。另外一个层面是对材料的使用。历史学者和历史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甚至是不同历史学者之间，可能会运用到相同的材料，但相同的材料也常常会引出不同的阐释方式。因为如果一个问题具备良好的学术价值，则必然是发散性的，具有多重解释性和很强的对话潜力。所谓对话不是同一领域内部的对话，而是可以容纳不同领域、多元学科之间的对话。比如，在传统的历史地理、地图学研究中引入（历史社会学比较关注的）国家建构视角，会产生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方式和讨论话题。

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应该既从已有的、传统性研究中吸收营养，同时以此为基础，回应本时代的社会科学重大理论问题。在不同的思考层面，探求一种流动的、不断被重新激活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感。

王利平：美国历史社会学自摩尔、斯考切波直至梯利以来一直以马克思和韦伯的核心理论为依归，以理解民族国家的兴起、革命的起源、阶级的形成与动员这样的宏大历史问题为使命，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研究态度的兴起与衰落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从表面上看，当代的历史社会学在方法上更加严谨，理论上更加精微，解构上更加彻底，对一手史料的要求和历史学别无二致，但学术范式的更替不应该是线性的渐进，我们不应当置身历史之外去评价哪一种研习历史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而应该置身历史之中去判断某一种历史心性的兴衰。对长时段、宏大的历史结构的兴趣是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比较研究的一部分，对政体性质、社会结构以及历史走向的分析是将那一时代学人凝结起来的纽带，自然带有其强烈的时代特征。这意味着，今天讨论长时段历史的可能性，首先需要跳出单纯的方法论上的优劣之争，澄清什么是今天关注此一问题的动因，这一动因是否继续存在，以及什么是今天学人共享的历史心性。更进一步，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对长时段历史的结构探询源自何种兴趣。

其次，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构成长时段。马克思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分析是典型的跨越朝代和政体变迁的长时段。同样，韦伯对家产制、封建制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的讨论，也是超越个体行动和事件意义跨度的长时段。所以，长时段的“长”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的“长”，取决于它对应的“短”是什么。“长”并不是一个时间跨度上的增量。从拉铁摩尔的历史地理生态观来看，草原和农耕文明因气候、土壤、植被、生产生活方式的缓慢成型、积淀而产生的推拉、依存关系是漫长的长时段。与这两大生态系统的互动相比，政体与朝代的兴衰就是“短期”的。然而这样一种“长”与“短”的对比与平衡在以铁路和工业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全面渗透以后就被颠覆了。自然不再构成行动的天然限制。工业化释放出来经济和政治热能让“短”时段的历史迅速地改变了草原和农耕文明的形态。与此相比，岸本美绪以明清之交士人交往所使用的名片称谓和形制的变化这一看似“短”时段的历史为对象，透视“风俗”流变这一具有长时段影响力的历史变化。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并不是以“量”的长时段为对象，我们就更好地把握了长时段，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有意义的“长”时段。这个长时段可以是系统结构意义上的，可以是社会风俗意义上的，可以是世代意义上的，甚至是个体生命历程上的，关键在于明晰它的意义框架。

罗祎楠：的确，当我们讨论何为“长”时段历史时，不能简单地将“长”等同于物理时间的长短——尽管这已经成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惯常认识。实证主义相信，拉长研究的物理时间跨度，有利于占有更庞大的“数据库”：从“二十五史”中攫取数千年的数据总比钻研一部断代史得到的更多。研究者还可以驾驭那几个常识性的“变量”，在千年数据的支撑下，建立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且不说在这看似“科学”的研究流程中，尚有诸多“隐秘”的环节没有被澄清：研究者选择什么指标度量理论概念，如何把原始资料转化为数据，这其中暗藏了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这些隐性操作帮助他们建立看似精致的理论模型。单是从历史社会科学创造力的角度而观，研究时段的扩展，数据的增加反而强化了理论的“贫困”，很多研究困顿于学术共同体共同搭建的常识系统中。

其实，“长时段”是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历史意识。比如传统中国士人总是将他们经历的事情想象成在稳定中又不断孕育机变的“天下”情势。再比如，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相信个体的人物、事件中总是蕴含着辩证运动的整体历史性。进一步说，“长时段”其实从没有从我们“切己”的生活感受中退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代变局”，其实都是对“长时段”朴素的感受。当我们体会具体而微的历史情境时，或是思考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时，总会在历史的整体运动变化中领会这些个人经验的“时代意义”。朴素而“切己”的历史意识同样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首先是具有“历史意识”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概念、设计方法、收集素材、建立因果解释时，根本无法逃避关于“长时段”的历史意识。

凌鹏：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延续性”。一方面，这既指客观时间上的延续，例如从先秦一直延续到当今；另一方面更意味着中国人的“历史感”本身的延续性，或可将其理解为主观的“延续性”。主观延续性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历史”并不仅仅是作为客体的被凝视对象，同时更构成主体理解世界的视域本身。这样一个特征，既来自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史不分”的特点，也构成了中国人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至少到清末时期仍明确存在着。

以“井田制”为例，单纯从客观历史来看，其所指的乃是先秦的田制，具有明确的历史时代性。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感”而言，“井田制”作为“三代仁政”典范，是士大夫与评价后世社会与政治的标准视域，是即便在后世也“当下存在着”的理想。因此齐思和在《孟子井田制说辨》的第一句就称“儒家言田制，以井田为最高理想”（当然，也存在着古今之别的认识）。即使到清末，康有为等人仍是在此意义上来理解井田制。井田制作为“历史”，同时作为“理想”与“现实”之存在，是中国人“历史感”的重要表现。而另一个例子则是丧服制度。虽说礼经文献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时代，且丧服制度在历史上发生了不少变迁，但丧服的基本规制延续整个历史，直至今日仍在中国农村的丧礼中大量体现，而且由此代表的亲属关系，更活生生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与“井田制”类似，丧服同时是作为中国之“历史”“理想”与“现实”而存在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延绵中的。

意识到这样一种基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特性，如何有助于历史社会科学的分析呢？几年前，历史社会学中曾有一篇文章讨论清代的土地买卖契约，特别关注契约中的一个普遍表述“永远为业”。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的土地流转速度异常频繁，但恰恰是在频繁的土地流转中，人们却最期盼着土地能够成为自己家庭以及家族永远的产业。这一“永远为业”的理想，来自《孟子》中的“恒产”概念，而“恒产”正来自“井田制”的历史。正是井田制这一“活着的历史”，在深层意识上延绵于明清时期人们的多种多样的土地经营行为中：租佃、典、活卖、绝卖、找价、永佃、一田二主等。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行为不仅仅是结构与局势大潮中的水滴，相反，水滴这一主体本身才是历史延绵的大潮。

当然，以上讨论绝不意味着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延绵特征可以解释一切，“永远为业”本身也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土地经营行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时间结构是层层叠叠的重合，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有不同层次、不同视角，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

刘永华：在某种程度上说，长时段已成为今日史学工作者与处理历史进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常识。不过对许多学者而言，它只是一个提醒，甚至仅仅是一句口号。如何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中妥善落实、运用这一方法，仍是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具有长时段属性的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透过与中、短时段对象的比较与关联中显现出来的。从历史本体的角度看，这些对象相互缠绕、难以切割（已有学者指出，布罗代尔低估了事件的重要性，事件不是外在于结构的存在，它们不仅以证候的形式表达结构，事件的累积还可能带来结构的转型；而萨林斯提出了“局势结构”这个看似矛盾的表述，将布罗代尔的两个概念融合成一个新概念）。因此，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不仅需要重构那些长时段的因素和进程，还有必要揭示它们如何造就局势、形塑事件，即它不应忽视对重要历史现象、事件的解释力。我们是在不同时段的交错、互动中把握历史的脉动的。

一本有说服力、感染力的著作，也不应忽视历史与意识的关系，应将历史主体的意识考虑入内。布罗代尔撰写论文时，他对话的主要对象是二十世纪中叶风行欧洲的两个重要思潮：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同样是批评，他将后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对前者则进行了可说是不留情面的抨击。为何态度如此不同？作者自有其考虑。现在看来令人惋惜的是，一个重要的对话契机错失了。实际上，对历史过程的认知，给历史主体的观念和行动都可能会带来影响。不必说，历史主体的世界图景，本质上受到某种结构的形塑，可能具备某种长时段属性。我们在研究某段历史时，也无疑需要处理这样的问题：不同层级历史时段的因素与进程，如何进入历史主体的生活世界，是否、如何进入其意识和视野。需要同时从历史主体的世界图景的内外两个方面来观察历史进程。

此处还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类型的社会，研究者需处理的时段是否各有侧重？所谓不同类型，指的是“温度”不同的社会（从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冷社会”到“热社会”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内中涉及不同的历史心性及不同的历史本体（认知方式不同对认知主体的影响）。在开展长时段分析时，如何考虑这种本体的差异？在“热社会”中，历史相对频繁的脉动，使得对长时段和结构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而在那种历史的结构展现为钟摆或周期，展现为过去的不断重复和回归的社会中，又该优先考虑哪些研究面向和维度？对这一萨林斯式的追问，没有现成的答案，但这一追问值得深思。

徐晓宏：二十年前，政治学者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批评美欧当代学者倾向于强调短期的因果关系，而忽略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因果。这二十年，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倒是涌现了许多长时段的社科研究，似乎与皮尔森的忧虑呼应。这潮流首先当然与中国悠远的历史有关。毕竟，正如周雪光从组织社会学入手所揭示的那样，相似的系统性矛盾，常会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段出现，长时段历史研究因此对社会科学有重大的意义。其次，美欧知识界主流对悠久中国历史有刻板印象，对其中的变迁只有粗线条认识，也部分形塑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论述诸多长时段因果关系的知识生产语境。

这潮流中，不乏启迪人思考的佳作，但也有一些著作，仅迎合这一知识生产语境的“常识”、佐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再生产这些“常识”。而这些“常识”，其底层的预设，往往是理性选择理论。学者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些集体行动困境的模型，然后找到合适的史料用量化的测量手段求证这些模型。然而，正如皮尔森指出的，理性选择理论偏好与个体行动直接连接的短期因果关系，它在晚近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流行，恰恰是导致当代美欧学者忽略长时段宏观历史过程的主要原因。而在这些中国研究著作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底层预设与长时段历史研究之所以显得并不违和，正是因为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一底层预设往往与其他理论范式（譬如社会网络分析、结构性解释、历史制度主义）的不同底层预设存在杂糅，形成韦伯批评过的理论“调和主义”。譬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可变成当代符合中国官场特色的个体权力最大化的理性人（姑且不论这里的“权力”概念，并未吸纳晚近社会理论对其丰富的考辨）。通过此类的理论调和，研究者可以迎合读者的预期而呈现看似合理的解释。

然而，正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在知识上的“常识化”霸权一样，中国特色的理性人假设，也反映了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在知识上的“常识化”。理性人假设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但如将其常识化，则与社会科学求真的使命背道而驰。因为个体行动除了受利益/权力最大化的驱动，也受习惯、价值观、品性、气质、认同、归属感、偏见和误识（这些当然有时也会与个体利益/权力考量有一定关联）的影响。而且，将利益/权力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放到意义世界迥异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会导致分析上的时空错置。

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求真的社会科学，需要进行双重的认识论断裂：一是与研究对象的“常识”断裂并将之客体化，二是与研究者默认的分析性“常识”断裂以摆脱研究者所在社会空间造成的偏差，以求真正重构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空间、他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这两者与他们的社会观、历史观和自我认知的关系。以这种求真精神进入长时段历史研究，需要陌生化的方法论警觉，而克制常识化和戏说化的诱惑。

罗祎楠：如何在对长时段的自觉把握中推动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我认为这需要回到认识实践过程探寻新的方法论：需要切身体会历史资料中的人物、制度、事件，敏锐地把握这些“体会”与原本已经习惯的历史认识的“不契合”，在“惊讶感”的推动下反思习惯性认识背后的理论前见，探寻与切身体会契合的“长时段”图景。对历史整体运动状态新的把握引导我们重新理解具体情境的意义，进而建立历史叙事与社会科学分析。要想完成这些工作，则需要在新的领域累积学养。比如重新发掘传统中国“经世”史学对诸如“时势”“大事”“风俗”等反映历史运动论题的丰富思想；深入探究德国诸如十九世纪末“历史主义”的思想传统；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有更深入的研究等。总之，方法论并非只是形而上的自我筹划，而是切实的认识实践。

宋念申：我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于我来说，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对经验性材料的阐释。当我们获得经验性材料的时候，往往发现它和理论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裂隙。而这正是让每一位从事经验性研究的学者兴奋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用有效的语言把这个经验和裂隙叙述出来。这项工作之所以是最大挑战，一是因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经验材料罗列出来；二是因为我们需要动用我们的理论想象去弥合裂隙——这又要求我们能够把经验性材料置入到一定的理论对话的语境中。所以，不要以为历史叙事是一种类似“白描”的简单工作，对材料的铺陈不是叙事，它是叙事的起点而远非终点。更不要说，建基于历史叙事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我们对经验有直接而明确的把握能力。

中国现在发生的种种现象，需要有观察者、研究者提供阐释。我们有时可以借鉴现代或者后现代理论，但它们毕竟属于另外的时间和空间，解释力都相对有限。在我们尚无能力描述经验、形成叙事的时候，那就老老实实先收集经验，留待以后消化、整理。有时候，保持对经验世界的新鲜感和兴奋感，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心态。

徐晓宏：我认为进入历史研究，要切记避免当下主义，把当下的话题和习见简单投射到过去，把过去变成了我们的回声室。我们应该常问自己，历史研究会带给我们研究当下无法获得的哪些价值。

社会有其历史性，是过去历史的累积与沉淀。研究历史，让我们更理解当下社会和它的来源。关于此，一个更强烈的表述是，研究历史，帮我们认识与当下不同的诸多历史可能性，诸多没有实现的道路，赋予了我们进行历史化批判的支点。历史，也可能呈现前人遇到我们今天相似的处境，了解他们对这处境的经历、分析和应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面对当下处境的想象力。

这些思考，都需要学者跳出满足先定需求、只求找到历史语境某个切断面的采矿老板的思维，而成为与历史语境有自然交流的阿凡达。我们固然会侧重关切其中某些问题，但我们要尽量将自己的关切沉浸在历史语境的全景之中，甚至准备在其中迷路，放下预设的问题而发现新的问题。这种全景的沉浸感，需要我们去重构其中的社会空间、主要的社会行动形态，和相关人物、事件或制度在其中的位置。这只能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消化基础上，其中有巧功夫，但根本上缺不了笨功夫。在锻炼史料功夫这条腿的同时，学者也需健壮社会理论训练的另一条腿。社会理论本质上是人类历史丰富性的浓缩。长期研读各种社会理论，自然会加强我们对历史的洞察力。

以我的“文革”研究为例。我本科写的第一篇经验研究，就关注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但今天回头看，这是以其中的某个切断面入手，离进入其语境的沉浸感还很远。因为“文革”对改革开放下成长的我们非常陌生，而经历过“文革”的那两代知识分子的情感浓度之高，又使之与我们之间形成了某种天然屏障。海外学者尽管有局外人视角的引路并有不少精彩的著作，但是其中多数对于“文革”中人性深度和广度罕见的心灵史，触碰并不深刻。所以，我们这代学者，欠缺能赖以形成对这段历史达至全景沉浸感的情感教育。而这，只有通过史料功夫与理论训练两条腿，以及人生阅历的增长。从第一篇习作开始，到有了这种沉浸感，我个人用了大概二十年时间。

（文 | 罗祎楠、徐晓宏、张泰苏、宋念申、王利平、刘永华、凌鹏，原文载于《读书》2023年11期新刊）

原文链接：罗祎楠、徐晓宏等：重思长时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