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白玉双，于2021年3月19日逝世，享年45岁。

白玉双，女，生于1975年11月，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199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应聘到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工作；2007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就职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2008年晋升副教授，同年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分管本科教学工作；2018年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任内蒙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北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白玉双长期从事民族史的研究，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蒙汉文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编译出版《中国近代史》蒙古文教材一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年）；翻译出版日译汉学术著作《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文献研究》一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本期公众号特推送白玉双《清代喀喇沁蒙古人的北迁及其影响》一文，以资悼念。

清代喀喇沁蒙古人的北迁及其影响

清朝在内蒙古各部落创建旗制时，就已开始给各盟旗划定四至界限，规定其管辖的地域范围。在盟与盟之间、旗与旗之间，甚至在苏木与苏木之间均有明确的分界线，属下蒙古人不得随便走动和混居，随意脱离所属旗分而移住他旗，违者要依法严惩。

这种划定旗界的目的在于“分割蒙古土地，使蒙古人固定在旗界以内，限制其自由活动。结果旗地成了旗民的生活圈，蒙古各旗民就分别被固定在这种小天地内，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进行氏族的或部族的活动，于是蒙古人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丧失了朝气，而甘居于被管束的秩序之中”。

各盟旗也有义务将所辖境内逃亡蒙古人稽查上报。规定各旗每年5月15日和11月15日两次将旗内逃亡蒙古人等稽查上报给盟长处。以此禁止旗内蒙古人任意越界游牧或擅自离开各自所属苏木和旗分。清朝政府企图通过这种旗的“地域封锁”和苏木的“属人封锁”的二重制度来限制蒙古人原有的移动性。但实际上，蒙古人的旗内流动或越旗移住现象从未间断过。

关于清代早期喀喇沁蒙古人越旗流动的档案史料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清朝中后期，因喀喇沁蒙古人所用牧地的缩小与地亩的丧失、旗内阿勒巴的加重以及经济生活的贫困化和社会秩序的紊乱等诸多原因，旗内蒙古人越旗流动和逃亡现象更加严重。在原来的土地上已无法生存，无法承担阿勒巴的蒙古人开始逃亡他旗，谋求生路。有的蒙古人将地亩卖给民人，前往其他尚未开垦的旗分。

另一方面，清朝严禁蒙古人越界游牧的政策也因社会动荡而已崩溃，致使蒙古人的越旗移住活动越发频繁。

哲里木盟地区成为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迁入的主要地区。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一月，喀喇沁左旗遵旨前往科尔沁、法库等地调查逃亡两地之本旗差丁，“共计一百一十户，四百五十口人”，决定“不必迁回原籍，只须每年向左旗交纳旗务费用若干”。到道光三年(1823年)时，喀喇沁等旗逃亡到哲里木盟各旗的蒙古人竟达到了810户之多。

而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金丹道暴动使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越旗流动和逃亡现象达到了高潮。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金丹道暴动中，喀喇沁三旗也成了受害最重的旗分之一。除了在暴动中被杀害的蒙古人之外，为逃避灾乱，求得平安而纷纷前往北部旗分的蒙古人不断增多。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开始，喀喇沁中旗各苏木进行比丁，核查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金丹道暴动中被杀害或为逃避灾难而逃亡的蒙古人数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喀喇沁中旗章京宝泉报称，阿尔山阿鲁之阿尔班阿拉特前往北部蒙旗者已有40多户。在喀喇沁右旗一旗，在金丹道暴动后的20年间，逃往哲里木盟各旗者“不下六千余户”。

这些喀喇沁蒙古人主要还是迁往北部哲里木盟地区耕种。时值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始拟放荒招垦之时。数十年间该旗已放南北长150km多，东西宽50km多，外来客民共有1260多户。而这些移民绝大多数是来自土默特和喀喇沁的蒙古农民。

在清末全面放垦哲里木盟蒙地时，卓、昭两盟的蒙古族领垦户特别多。1908年，朱启钤实地考察后指出，“此次周历蒙地，查十旗垦荒之户，半皆来自奈曼、敖汉、土默特、喀喇沁各旗，考其原由，实缘其地开化最先，内地农民渐已屯积而本旗土著遂不得不顾而之他”。民国三年(1914年)十二月，科尔沁右翼后旗对其境内外旗蒙古人进行调查，详细记载了其揽头姓名、现住村落、旗籍、男女口数、所留荒地亩数、原交押荒银两数目、有无交银证据、家产家畜数、有无耪青者等。该档显示，在科尔沁右翼后旗境内外旗蒙古人中，有来自翁牛特旗、苏鲁克旗、博王旗、喀喇沁旗、宾图旗、喀尔喀旗、土默特旗等地的蒙古人，其中土默特旗蒙古人最多，为22户187人，其次为喀喇沁三旗蒙古人共9户110人。

在布仁赛音笔下的科尔沁左翼中旗郎布套布村48户居民中，竟有23户是来自哲里木盟以外的地方。其中15户来自喀喇沁、土默特等地。如22号哈木图巴雅尔(旧身份为壮丁)，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离开喀喇沁右旗，前往“巴林爱新荒”内的莫林庙地方居住40多年。1937年移居该村。是靠朋友来住的，做耪青。1940年又移居他处;47号吴班巴尔(旧身份为塔布囊)，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离开喀喇沁右旗，前往达尔罕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1933年经舍伯吐来此居住。1951年又移居花胡梢苏木巴彦温都尔村，在做耪青。

档案中未能查到能够完整地反映喀喇沁蒙古人北迁数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的北迁(或北上)活动一直持续到很晚。据日本学者菊竹稻穗研究，到1930年之前，由卓索图盟向北部地区移住的蒙古人约达40万人之多。

据1939年调查，在奈曼旗西沙拉好来村住民中，很多都是因“跑学好”而从卓索图盟逃来的蒙古人。而北部的科尔沁右翼前旗，也是由因“跑学好”而来自卓索图盟的蒙古人开垦的。卓索图盟地区蒙古人北上的潮流其后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47年的土地改革终于平息下来。

这些北迁的喀喇沁蒙古人，因较早受到内地农业影响，与其他未开垦地区的蒙古人相比，已掌握了一定的农业技术。他们抛家弃地移住到北部蒙旗，以农业为生。而相同的文化背景，能够使他们更容易定居下来，更容易找到工作机会，从事耪青或雇工。在土什业图旗附近，“1915年左右的流动劳动力分为汉人和蒙古人两种。汉人基本上来自郑家屯和奉天一带。蒙古人则主要来自边外长城附近的土默特和喀喇沁两旗。农安县的蒙古移民也主要来自喀喇沁地区”。

在北迁的喀喇沁蒙古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其逃亡地变得家道殷实，有的还能够在当地承揽土地，加入揽头的行列。而大部分人都以耪青或做工为生。《东三省政略》记载清末的哲里木盟地区，除了招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之外，也招“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诸旗蒙人，以助耕作，俗名耪青”。布仁赛音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很多移居他旗的蒙古人，在其移住地方的生活也很不安定，因此，他们向往更好的生活而继续北上。也有在逃入地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后返回原旗者。蒙旗方面对旗内蒙古人的逃亡他旗问题也很关注。自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卓索图盟各旗纷纷派员稽查旗内前往科尔沁等地耕种的蒙古人姓名、户口及其生计当差情况的记载越来越多起来。

金丹道暴动之后，各旗纷纷组织人员稽查旗丁，还特意派人到北部蒙旗巡查本旗逃亡蒙古人。《蒙古风俗鉴》的作者罗布桑悫丹，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喀喇沁左旗住外旗稽查比丁者身份，在哲里木盟各旗游历三年。喀喇沁中旗也自光绪末年开始纷纷派人到他旗核查旗内为逃避灾乱而前往北部蒙旗的蒙古人。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还专门发文禁止旗内蒙古人为逃避荒乱而前往北部蒙旗的禁令。而该旗八座台、巴彦托海、七家子、哲格仁宝拉格等几个艾里阿勒巴图阿拉特内大多数仍准备抛家弃祖，携家带口，前往北部地方。

关于被称作“清代东蒙古移民流动的第二波浪潮”的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北迁活动的影响问题也有很多论述。早在上世纪初期，满蒙都督府民政部《满蒙调查复命书》就指出，喀喇沁等已经农业化的蒙古人的北迁活动，对东蒙古尤其是对那些东蒙古北部各旗蒙古族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谈到南部蒙古人北迁活动时也指出，“蒙古人在移民开垦的压力下，不得不向汉人学习农业。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证明，喀喇沁蒙古人在与其它地区蒙古人的竞争中已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不但在喀喇沁地区从事集约化农业，因为，南部已有人多地少之压力，他们还积极地向北部扩展，并借机进入蒙古人之未开放地。在兴安岭东部地区，当地蒙古人以牧为主，外来蒙古人则从事农业。这些已经汉化的蒙古人，不但以农业为生，还参与采伐木材，制造牛车等产业”。日本学者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也指出，“20世纪初，随着放垦的进一步发展，东蒙北部在清末尚为蒙古人游牧的保留地逐步被开发。实际上，开发游牧保留地的往往不是汉人，而是外旗蒙古人———那些南部地带已经汉化了的蒙古人”。布仁赛音谈到南部蒙古人的移住活动时指出，“失去了经营畜牧条件的蒙古人转营农业，与传统的游牧移动或由清朝有计划地进行的集团移动有着本质区别的，以农地开拓为重点的蒙古人移住活动活跃起来”，“开垦较早的卓索图盟蒙古人移住民具有一定的农业技术，因此，在北部的未开垦地带重新开垦土地，重新形成农耕村落，或者进一步促进了已经萌芽的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

毫无疑问，自清朝中后期以来，喀喇沁等东蒙古南部地区已经农业化的蒙古人(也被称作“从开垦蒙地退出来的原住蒙古人”或“北部蒙古人眼里的外旗蒙古人”)的北迁活动，对北部蒙旗蒙古人的农业化与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的北迁活动，已经超出了卓索图盟的地理范围，关系到整个东蒙古地区农业化进程。而上述这些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强调了南部蒙古人的北迁活动对带动整个东蒙古农业化进程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即主要集中在对其迁入地的影响方面。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这些更早接触到农业文化，更加熟悉农业经营的喀喇沁蒙古人的跨旗流动，不仅带动了其迁入地的农业化进程，同时对其迁出地的基本社会组织—苏木制度造成了空前的破坏。这表现在，向旗署纳税赋役的阿勒巴图的大量逃亡，使这些蒙旗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乱状态，并导致作为蒙古社会政治、军事组织的苏木的功能逐渐衰退这一点上。

首先，构成苏木的基本要素之一的丁数的减少会影响苏木阿勒巴的正常运行。这一问题田山茂早已注意到了。他指出，“逃亡过多的旗，由于旗丁减少，兵役、贡赋就要加重”。因为本来就按照固定人丁数目来编制的苏木，因其所属阿勒巴图，尤其是那些应负阿勒巴的阿勒巴图户的减少当然会影响到其兵役和贡赋的摊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阿勒巴图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苏木内阿勒巴的减少。而且逃亡者们的阿勒巴有可能被转嫁到其他阿勒巴图身上，导致留在旗内的阿勒巴图的阿勒巴负担越发加重，影响旗内阿勒巴的正常运行。

其次，阿勒巴图的逃亡使蒙旗原有的苏木制受到破坏，使苏木的组织活动明显萎缩。作为旗制基础的壮丁数的减少会影响到苏木制和旗制的完整。田山茂称，“这种情况是明显表示旗制即将崩溃的标志”。因为，“旗民如此大量地向外旗流动，是说明旗制的首要条件，即划定旗界、禁止越界放牧制度的崩溃”，“这不仅引起旗内居民的混杂，就是苏木住民也发生了混杂”。移民与大规模人口流动，打乱了旗与旗、苏木与苏木之间的辖区划分，出现了“往往甲佐领下之人，杂居于乙佐领之下”的情况。这些逃亡蒙古人与在旗内的阿勒巴图相比，其与原旗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建隶属关系毕竟有所削弱了。其原旗以及该诺颜等对他们只会鞭长莫及。

最后，苏木内定额丁数的减少使苏木主要活动之一的军事活动受到了影响。盟旗制度下的苏木具有军事活动基本单位的性质。按清朝规定，旗内的蒙古人中，除了喇嘛及奴隶以外，18岁至60岁的男子全都负有兵役义务。而旗内蒙古人的越旗流动或逃亡，导致作为以兵丁为中心的军事组织的苏木的解体。丁数的减少影响了苏木的军事功能的正常运行。到光绪中叶，这种以苏木为单位的军制制度逐渐崩溃，“原定的常备军数额也不符合规定了”。加上，因各旗财政窘乏，到了“以保甲或警察队或其他的名称来表示常备军”的地步。到光绪末叶时，随着会盟比丁制度的崩溃，苏木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军政合一的制度“完全变成了行政制度”。

此外，喀喇沁等南部蒙古人的北迁活动，还引发了另外一种社会问题。即由于南部蒙古人的移入，导致移入地内的人口增加和牧地狭窄等诸多问题。田山茂早已指出，“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南部蒙旗的蒙古人即使逃亡他旗，也不免被视为外来人而遭受当地人冷眼相待”，因为，“接纳流民的旗，则将造成人口过剩，牧地不足。于是，使经济生活贫穷化的各种条件，通过恶性循环的规律，不断产生不良结果”。同时，“有外旗人流入的旗份，则人口出现相对的过剩，不仅生活陷于困难，而且混入血缘关系的异分子，这就必然使旗或苏木的同族结合性日趋薄弱了”。对此吉田顺一也指出，“南部蒙古人的北迁不仅带动了其移住地区的农业化进程，而且还带来了人口的增加，成为其牧地狭隘化的原因之一。对牧畜也带来了影响”。因此，直到20世纪初，这些“外旗蒙古人”并不能与本旗蒙古人“接受同等待遇”。

文章原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