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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文化

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文化敦煌文化,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延续近2000年,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外来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20世纪初

发展历史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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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秦汉之前,这里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民族。西汉初,漠北的匈奴赶走月氏,占领敦煌。元狩二年(前121)西汉军队打败河西匈奴,敦煌与河西走廊归入西汉王朝版图。元鼎六年(前111)西汉在敦煌设郡,与酒泉、张掖、武威并称河西四郡。在敦煌之北修筑了长城,在西部设立了阳关、玉门关。从此,敦煌成为西域进入河西走廊与中原的门户和军事重镇。为了巩固敦煌的战略要地,政府从内地移民来此定居,调遣士兵屯田戎守。西汉王朝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确立了敦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经过东汉王朝与曹魏政权的继续经营与开发,敦煌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基地。中原文化在这里生根和发展,儒家经典得到传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传到了敦煌,西晋时号称“敦煌菩萨”的译经大师竺法护及其弟子在此译经传教。

十六国时期,先后由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统治敦煌。此时中原大乱,战争频繁。唯敦煌相对平安,人口增加,中原与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乱在此,中原汉晋文化在敦煌与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续。敦煌产生一批著名儒家学者,他们设馆讲学,著书立说。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已十分成熟。与此同时,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佛教僧人都经过敦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敦煌莫高窟应运而生。据唐代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干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二僧。”此后,北魏宗室东阳王元太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隋代统一南北,击败西北的突厥和吐谷浑侵扰,保持丝路畅通,商贸繁盛。文帝和炀帝倡兴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宫廷写经也传至敦煌。短暂的隋代,在敦煌大兴开窟之风。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胁——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豆卢军、墨离军、王门军、赤水军、建康军等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凝聚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

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机攻占陇右、河西。建中二年(781)吐蕃占领沙州,推行吐善行政、经济制度和习俗,同时,大力抉植佛教,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继续兴建。

会昌二年(842),吐蕃内乱,势力大衰。大中二年(848)沙州张议潮乘机率兵起义,陆续收复伊、西、瓜、肃、甘、凉等十一州,并遣使奉表归唐,被唐王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开始了归义军长达200多年的统治时期。张氏归义军政权恢复唐制,推行汉化,使敦煌的政局得到了稳定,佛教在张氏归义军政权的保护下,继续兴建寺院和石窟。宋乾化四年(914),曹议金接替张承奉政权在瓜沙二州六镇地区重建归义军政权,一直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来往,接受中原王朝封号,奉中原为正朔,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中的声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树立自己的地位,又以和亲的方式,东与甘州回鹘,西与西州回鹘、于阗政权结好。曹氏政权与中原王朝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良好关系,不仅保持境内相对稳定的局面,且共保丝路畅通,促进了敦煌与中原和西域佛教文化的交流,为敦煌佛教艺术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敦煌先后为党项羌和蒙古族占领。西夏和蒙元统治者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视,仍有建造。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蒙元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莫高窟也告衰落。

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明嘉靖七年(1528)封闭嘉峪关,使敦煌成为边塞游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卫,并从甘肃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敦煌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藏经洞文献连同敦煌石窟艺术的实物遗存,为我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为学者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大门的钥匙。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藏经洞中的大批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外国“探险队”捆载而去,经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的盗窃掠夺,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距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莫高窟劫后余生的文物才得到了真正有效的保护和科学合理的利用。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敦煌文物保护事业步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主要遗迹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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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

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镇而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

三危山

敦煌三危山旅游区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和莫高窟与佛为缘,相互辉映,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一道以佛教文化为特色的旅游风景线。三危山东西绵延数十里,主峰隔大泉河与鸣沙山相望,其“三峰耸立、如危欲堕,故云三危”。三危山是敦煌历史的一座名山,是敦煌文明历史的发源地,据《山海经》记载,三危山是神鸟三青鸟居住的地方,在远古神话传说中,三青鸟是为神话人物西王母取食的童子,这给三危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结合上书左传,史记等记载,原住于洞庭湖,鄱阳湖之间的三青部落,在当时的部落战争中战败,一部分人被流放到了三危山,成为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敦煌居民,也由此翻开了敦煌灿烂历史的第一页。

三危山古代又称碑羽山、神羽山,从敦煌绿洲看,隐三峰崇之,如危欲坠,而得名三危。三危山是一座神山,蕴育了世界文化艺术宝窟莫高窟,当地的百姓自然将此山奉为神山,修建了众多的宇寺棺、王母宫、观音井、老君堂,南天门等一批古建筑至今,遗迹犹存。站在三危山顶峰的王母宫前,俯视莫高窟及整个敦煌绿洲全景,敦煌人称三危山为坐镇敦煌第一山,清代敦煌八景将三危山列为敦煌第一景,称做“危峰东峙”。

三危山隔大泉河与莫高窟毗邻,莫高窟则因三危山之佛光而建,据莫高窟佛龛碑记:“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由此可见,三危佛光是开凿莫高窟的动因,也可说三危山是莫高窟的摇篮,因此有“敦煌八景”之二“千佛灵岩”,三危山与莫高窟就像情同手足的兄弟密不可分了。如果说莫高窟是一座佛教艺术宝窟,那么三危山就是一座佛教艺术名山了。

文化保护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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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8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十四五”规划》进行政策解读。其中,将重点推进“三区”建设。建设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立足河西走廊地理特征、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人文风情,推进地域特色文化整体保护、活态展示和深度体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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