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必须承认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对我的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曾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恰恰代表当时的一些学者对空谈理论的不满。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论”遭受普遍质疑的时代。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比较少关注“理论”而更多注重“实践”，虽然也关注方法却极少谈论方法。其实，当前关于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各种学术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拟再置赘言，仅对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对方法论命题略加讨论。

一、关于“史无定法”与“史有定法”

“史有定法”本来是个毋须讨论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门功夫”。哲学离不开思辨，文学离不开描述，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考古学离不开发掘，历史学离不开考证。虽然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即史料学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门功夫”。如果不以史料学为基础，却试图以思辨、以描述解决问题，恐怕出来的成果很难说是历史学的主流成果，或许叫哲学或历史哲学、叫文学或者历史文学更为恰当。而且，历史研究之以史料学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学科性质所导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言必有据”，此之谓也。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虽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而奢谈历史者，非史家也。

史有定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养成的习惯，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所谓“文如其人”，此之谓也。

但是，任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战，都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因素、接纳新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西方历史学、海外中国学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和方法也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强势冲击，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各种学说并存的时代，“史无定法”成为共识也就十分自然了。

英国学者艾·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

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 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没有也不顾及界限的。那些对此产生忧虑的，不应该是研究者，而应该是图书管理员和目录学者，因为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该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

不仅仅是哈登所说的人类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技术”为例。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技术。但历史研究采用的技术往往并不由历史学家发明，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广泛考辩史料的同时，借用了医学知识，根据顺治帝死前的种种记载，认定顺治帝其实是得“天花”而死，从而排除了“出家”说。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苏州城1229年的石刻全图与1945年的航拍图对照，发现“城市形式异常稳定”。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来收集和积累资料，但当计算机技术和各种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恐怕没有任何有条件的学者会坚持拒绝使用。运用数据库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为历史学的“本门功夫”之一。而现代考古学之区别于古物学和金石学，就是因为它受到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脊椎动物学等的影响并直接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技术。美国化学家利比所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定即碳14测定技术，更成了考古学家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的基本手段，成为考古学的“定法”和“本门功夫”。

就“理论”来说。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或收编多次。第一次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来自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改造和收编，于是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第二次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来自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改造或收编，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史学。而目前，正面临着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编，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挟带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诸多自然科学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国历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大陆学者主动接受了改造和收编，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学的悲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学的幸事。因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编、反改造和反收编的过程中，都给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乃至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可见，“史无定法”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应该仅此而已，否则，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的一句话曾经令历史学者自豪不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却表达了一个令历史学者伤心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前，历史学称不上是科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则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其实，所谓“科学”方法相对地说更是一个时代范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和研究方法。谁能说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在两千年前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在探求社会变更、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动辄质疑前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谁敢保证我们的后人不来质疑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科学性？同样，施坚雅对于近世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认为“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曾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会“彻底退出”的。所有曾经产生过影响并真正够得上是“科学”的方法，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都有继承性和被继承性，而不存在后人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消灭”。

就研究主体来说，一个学者如果真正能够恪守“祖宗家法”或“本门功夫”，坚持论从史出、勤于爬梳并细致考辩史料、娴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同时关注当前的学术前沿动态，同样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关键是学者运用方法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劳动，以及是否具备学术悟性。

以“技术”而言，虽然碳14已是测定绝对年代的基本手段，但碳14又最忌讳污染，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污染，这就仍然需要用传统方法或本门功夫进行分析和判断。同样，计算机的使用和数据库的开发，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以为“全文检索”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又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是复杂的，都有其种种存在的理由，或许这些因素缺少一个，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全文检索的种种软件，只是将历史学家从史料“爬梳”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却不能代替历史学家对更大范围的资料的全面掌握(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其义当谓一切文字和实物均可视为史料，而不仅限于史籍)，更取代不了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的分析和考辩。

因此，史无定法和史有定法又应该是统一的。历史研究既要恪守本门功夫又要博采众长。当需要进行数据统计时，就必须用计量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当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必须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史无定法”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不排斥任何学科的有效方法，恰恰相反，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并不断的将其改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成为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历史的“本门功夫”或“定法”，应该说是成功的例证。相对而言，“史无定法”表现的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史有定法”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当今世界，确实已经没有什么“精纯”的“本门功夫”了。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历史学科不再存在“本门功夫”、不再存在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事实上，无论西方学术思潮曾经如何来势凶猛，如何“收编”或“改造”中国历史学，乃至唯物史观成为“本门功夫”之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仍然是史料学（当然，史料学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一些学者尽管已经能够比较娴熟地运用海外中国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其基本方法也仍然是史料学、仍然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一些看上去比较熟悉西方人类学海外中国学的概念和公式、却无史料学根基并缺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训练的学者，其成果的千疮百孔也就不足为怪。

可见，史还是有“定法”的，而中国历史学更有自己的“家法”。

二、关于“史有定论”与“史无定论”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必须说明一个前提，即所谓“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的本身。因为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早已成为既成事实，因而也就不存在是否“定论”的问题。

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存在被修正、被推翻的可能。排除主观的故意，这就是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只有缩小的可能，却无消除的可能。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包括以下层面：一，具体的人和事、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基本状况，特定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物质层面的研究；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国家制度、经济秩序等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研究；三，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四，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及一般性规律的研究。越是底层的研究，越带有客观性，比较容易通过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来解决，因而也容易形成“定论”，这些又是进行其他层面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越是顶层的研究，就越是需要通过各种理论来阐述，其“定论”也越容易引起争论。

首先，除了第一层次据说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生活和生产的一些基本状况之外，历史研究永远只是在接近历史的真象，却永远不可能复原历史的真象。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只能是这个过程的某些环节；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构成复杂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所创造，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也只是其中极少部分的人，只是一些阶层、阶级的某些层面或片断。因此，即使是这些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人和阶层阶级，也无法宣称我们的研究完全符合历史的真象。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而且也是无法做到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马克思在《序言》中作了“简要”而全面的概括。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再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却并不是“现成的公式”。考夫曼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却并不包办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更不可能包办每个地域、每个城镇或乡村的具体历史。

其三，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新的文献被发现、新的遗迹被发掘、历史研究者自身认识的变化，都将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都可能推动历史学家发现过去没有发现或没有重视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或推翻前人或自己的结论。所以，任何已有的“定论”都有可能被修正乃至被颠覆。

除去以上所说的种种客观因素，仅就研究者自身来说，任何人思考问题、研究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更何况其中还夹带着学者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感情。要求历史学家像化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菌、像物理学须仪器前观察电流那样平静、那样完全意义上的客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陈寅恪先生的“入流论”曾被大陆史家视为“至论”，其说云：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一个时代的学术，必须要有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由此而构成这一时代的学术潮流。此论精辟。但将敦煌学视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却不免加入了自己的喜好和感情。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当时及此后的学术潮流并不是“敦煌学”，而是马克思主义。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先在前苏联、后来又在中国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而“独尊”，即使在西方，它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即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术流派来说，就在陈寅恪先生发表这个预言的前一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刊《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年鉴派由此创立并成为影响至今的世界范围内最重要学术流派之一。而在中国，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们，汤象龙、吴晗、谷霁光、夏鼐等人在1934年组成“史学研究会”。他们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潮流而不是“敦煌学”的潮流，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又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办起了“史学”副刊，相互激发、遥相呼应，人人都闯下了极大的名头。

事实证明，尽管陈寅恪先生学贯东西，但他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史学发展趋势的分析并非“定论”。至于王国维先生关于周初三监所在位置的“定论”、吴晗先生关于《金瓶梅》成书不可能在万历十年之前的“定论”，也早就一一被推翻。这种例证枚不胜举。

严格地说，“史有定论”其实只是相对的，“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也在这里得到体现。虽然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定论”，而且，如果没有阶段性的“定论”，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象的结论也就不可能产生。但与只有坚持“史无定法”才能不断推动研究方法的革命和进步一样，只有明白“史无定论”，才可能激发我们继续探索历史真象的热情、给予我们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动力。

关注并尊重前人成果，但永远也不要相信问题已经被解决。史有定论是研究的前提，史无定论是批判的精神。我尊重现有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但我并不赞成一些学者动辄宣称：某问题已经由某某人的某某著作解决。如此云云，至少是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认为更应取梁启超的态度：“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但是，历史学界一个个“定论”的被颠覆，哪怕是重大历史理论如社会形态、社会转型等“定论”的遭受挑战(我指的是学术范围内)，也远没有自然科学的一些“定论”的被颠覆令人震惊。原因在于，历史科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一样，许多“定论”其实只是特定时期内诸多结论中相对合理因而为更多的人特别是主流社会、主流学界所接受的一种。以在中国历史学界盛行的“战国”封建说为例，与其先后出现的还有“西周”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明中期说”居主导地位，但同时还有远自“战国说”、近至“清代说”等观点。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情况也多类于此。

因此，绝对没有必要为一些已经或者正在被颠覆的“定论”惋惜。第一，这些定论已经发挥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其中的合理性也必然被吸收到新的定论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更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其二，既然旧的定论被颠覆，说明已经有了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新的定论，说明人类在认识历史、解决历史问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黑格尔“存在的即合理的”命题，无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

在行将结束本文时，仍然想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却不必也不可能承担起“包打天下”的责任。历史科学的新方法、新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历史学家“设计”出来的，而是历史学家通过具体的、称得上“范例”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的，是根据研究范例“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年鉴学派”之所以风靡一时并至今产生影响，是因为有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巨著为范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持续生命力，更是因为有不朽的《资本论》及中国大陆知识界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露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范例，而且，还有影响极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如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克里斯托夫·希尔的《革命前英格兰的社会和清教》等。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固然需要继续挖掘并丰富其内涵，但更需要大批“研究问题”的有份量的“范例”式成果来显示。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刊出时有删节，注释从略

感谢方志远教授授权刊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