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对我的重要影响。虽然这句话曾经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我认为恰恰代表当时的一些学者对空谈理论的不满。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年代，恰恰又是“理论”遭受普遍质疑的时代。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我比较少关注“理论”而更多注重“实践”，虽然也关注方法却极少谈论方法。其实，当前关于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各种学术流派并存的局面也正在形成，本文不拟再置赘言，这里仅对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两对方法论命题略加讨论。

一、关于“史有定法”与“史无定法”

“史有定法”本来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本学科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赖以生存的研究方法或“本门功夫”。哲学离不开思辨，文学离不开描述，社会学离不开调查，考古学离不开发掘，历史学离不开考证。虽然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即史料学乃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或“本门功夫”。如果不以史料学为基础，却试图以思辨、以描述解决问题，恐怕出来的成果很难说是历史学的主流成果，或许叫哲学或历史哲学、叫文学或者历史文学更为恰当。而且，历史研究以史料学为基本方法，并非是刻意的选择，而是学科性质所导致的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谓“言必有据”，此之谓也。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虽遭非议，但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不治史料而奢谈历史者，非史家也。

史有定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自己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养成的习惯，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所谓“文如其人”，此之谓也。

但是，任何研究方法乃至表述方法都不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其他方法的挑战，都需要不断融入新的因素、接纳新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近百年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相互渗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西方历史学、海外中国学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和方法也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内地学术界产生强势冲击，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历史研究已经进入各种学说并存的时代，“史无定法”成为共识也就十分自然了。

英国学者艾·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

人类学科学范围之广以及它们与其他科学的分界线的模糊，使得对它们进行定义和分类成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研究工作是没有也不顾及界限的。那些对此产生忧虑的，不应该是研究者，而应该是图书管理员和目录学者，因为他们经常搞不清楚应该把卡片放到哪个目录箱里，或者把书放在哪个书架上。

不仅仅是哈登所说的人类学，历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以“技术”为例。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一样，都需要技术。但历史研究采用的技术往往并不由历史学家发明，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成果。孟森先生在广泛考辨史料的同时，借用了医学知识，根据顺治帝死前的种种记载，认定顺治帝其实是得“天花”而死，从而排除了“出家”说。美国学者施坚雅将苏州城1229年的石刻全图与1945年的航拍图对照，发现“城市形式异常稳定”。中国历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抄卡片”的方式来收集和积累资料，但当计算机技术和各种数据库、系统软件开发出来以后，恐怕没有任何有条件的学者会坚持拒绝使用。运用数据库也正在取代“抄卡片”成为历史学的“本门功夫”之一。而现代考古学之区别于古物学和金石学，就是因为它受到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脊椎动物学等的影响并直接采用了这些学科的成果和技术。美国化学家利比所发明的放射性碳测定即碳14测定技术，更成了考古学家进行绝对年代测定的基本手段，成为考古学的“定法”和“本门功夫”。

就“理论”来说。在中国，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已经被或正在被海外的理论和方法改造或收编多次。第一次开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来自日本和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改造和收编，于是有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第二次开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来自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改造或收编，于是有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新史学。而目前，正面临着第三次被改造或收编，这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挟带着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及诸多自然科学成果等利器的海外中国历史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大陆学者主动接受了改造和收编，并做出了重要的成果。这种状况的发生，不能不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学的悲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是中国历史学的幸事。因为在每一次被改造和被收编、反改造和反收编的过程中，都给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乃至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可见，“史无定法”几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也应该仅此而已，否则，将走向它的反面。马克思的一句话曾令历史学者自豪不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是，某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人却表达了一个令历史学者困惑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前，历史学称不上是科学。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更是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应该说， 这种说法令人困惑不已，它并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精髓。

其实，所谓“科学”方法相对地说更是一个时代范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观和研究方法。谁能说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法在两千年前不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在探求社会变更、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动辄质疑前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谁敢保证我们的后人不来质疑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东西的科学性？同样，施坚雅对于近世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恐怕他自己也不会认为“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曾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会“彻底退出”的。所有曾经产生过影响并真正够得上是“科学”的方法，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都有继承性和被继承性，而不存在后人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消灭”。

就研究主体来说，一个学者如果真正能够恪守“祖宗家法”或“本门功夫”，坚持论从史出、勤于爬梳并细致考辨史料、娴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同时关注当前的学术前沿动态，同样可以做出重要的成果。关键是学者运用方法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劳动，以及是否具备学术悟性。

以“技术”而言，虽然碳14已是测定绝对年代的基本手段，但碳14又最忌讳污染，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污染，这就仍然需要用传统方法或本门功夫进行分析和判断。同样，计算机的使用和数据库的开发，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以为“全文检索”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却又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是复杂的，都有其存在的种种理由，或许这些因素缺少一个，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全文检索的种种软件，只是将历史学家从史料“爬梳”中“部分”地解放出来，却不能代替历史学家对更大范围的资料的全面掌握（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其义当谓一切文字和实物均可视为史料，而不仅限于史籍），更取代不了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的分析和考辨。

因此，史有定法和史无定法又应该是统一的，历史研究既要恪守本门功夫又要博采众长。当需要进行数据统计时，就必须用计量学或统计学的方法；当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时，就必须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方法。“史无定法”强调的是历史研究不排斥任何学科的有效方法，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并不断地将其改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成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历史的“本门功夫”或“定法”，应该说是成功的例证。相对而言，“史无定法”表现的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史有定法”强调的则是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当今世界，确实已经没有什么“精纯”的“本门功夫”了。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历史学科不再存在“本门功夫”、不再存在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事实上，无论西方学术思潮曾经如何来势凶猛，如何“收编”或“改造”中国历史学，乃至唯物史观成为“本门功夫”之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仍然是史料学（当然，史料学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一些学者尽管已经能够比较娴熟地运用海外中国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其基本方法也仍然是史料学、仍然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一些看上去比较熟悉西方人类学或海外中国学的概念和公式、却无史料学根基并缺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训练的学者，其成果的千疮百孔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见，史还是有“定法”的，而中国历史学更有自己的“家法”。

（作者：方志远，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贝尚视频独家签约作者，小破站课程《方志远教授讲明史：明朝之亡》正在开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