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中的一朵奇葩——洪亮吉与嘉庆《泾县志》-米儿火

高生元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068期

清嘉庆九年（1804），泾县知县吴江人周鹤立调任蒙城知县，延庆州人李德淦接任。嘉庆十年（1805）三月，李德淦慕名聘请洪亮吉共修《泾县志》。

洪亮吉（1746年～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阳湖县（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恩科榜眼。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曾撰成怀庆府、延安府、宁国府、登封县、固始县、泾县等志书，一生著述甚丰，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并因人口之学说而著称于世。

洪亮吉来到泾县，与邑令李德淦、教谕黄崇兰、训导郭士桂共商“择邑人士之文笔典雅者分任纂修”。并与邑人乾隆己酉科（1879）举人陈宝泉、岁贡生试用训导赵学铿等士人，共立编纂凡例、志书纲目。聘请左瀛等十名庠生、监生分赴东南西北四路采访，详察地形，广搜史料。聘请举人陈宝泉等十七名邑之文笔典雅者负责查阅史籍、借鉴前志，分目编撰。李德淦、周鹤立两人任主修。洪亮吉担任主纂。

自嘉庆十年三月始，他往返泾县志局达六次之多，长则三月，短则数日，集众人之长，阅两寒暑（期间受宁国府知府鲁铨所聘，还编修《宁国府志》），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一月完稿。洪亮吉在编纂中要求所有编纂者“搜采幽隐，详求遗佚”，力求“略者补之，凿者求正之”，“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正因为如此，嘉庆《泾县志》才得以“词章考据，著于一时。”

泾县为秦汉旧县，历史渊远。自唐有《图牒》、宋有《图经》以来至解放前，泾县历代修志达15次之多。但大多因战乱灾害而毁灭，留存下来的明嘉靖、清道光、清嘉庆三个版本的泾县志，惟洪亮吉纂修的《泾县志》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全。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凡例规范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发凡是指阐明著述宗旨、大纲等；言例是指对志书的编纂内容、形式、体例等所作的规定和说明。“发凡”与“言例”就是今天志书的“凡例”。

凡例，是冠于志书之首，是专门规定和制约志书编纂的宗旨、体例、方法、内容、篇章结构等全过程的行为准则。嘉庆《泾县志》凡例十五款，每款内容详细合理、具体，脉络清晰，体例完善，注重考证，它规定了志书纂修的原则、方法、体例等，对志书起着指导作用。

二、体例完备

嘉庆《泾县志》篇目设计置卷首：叙、例、图（洪序、李序、凡例、纂修姓氏、图），继分21门32卷：卷一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岁时琐事）；卷二城池（故城、街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邮递）；卷三、卷四山水（略）；卷五食货（略）；卷六、七学校（学宫源流，明伦堂、学署、学田）；卷八书院（书院、田）；卷九坛庙；卷十官署；卷十一古迹（冢墓）；卷十二金石；卷十三职官；卷十四、卷十五选举表（略）；卷十六名宦；卷十七～二十人物（略）；卷二十一～二十四列女（略）；卷二十五寺观（仙释附、仙释）；卷二十六艺文（略）；卷二十七杂识（略）；卷二十八辩证；卷二十九旧志源流；卷三十～三十二词赋（略）。

以上篇目编排执简驭繁，精拟卷目；分类得法，突出特色；舍取得当，归类有序；体例详备，诸体并用。正如他所主张的“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也不可。”

三、内容详实

洪亮吉在纂修《泾县志》时，力求避免“苟简、滥收二弊”，内容详实是其编纂志书的主要要求，以期“不误来者”。

1、洪亮吉十分注重地理沿革的记载，他在《新修澄城县志序》中就提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的观点，故在《泾县志》有关地理卷目撰写过程中，亲临山麓、泾水，实地勘察，并不惜笔墨，旁征博引，从而使地理内容在全志中占了很大比重。《山水》卷中，东南西北四方山水清晰，方位准确，名胜有载，遗迹有址。使后人读其志，能辨山水方位，能寻其遗迹。尤其是将文人雅士游览山水所作记略，择其文辞优美者附于名山胜水之后，一改以往志书将记略收录在《艺文志》的体例。如：“涌溪山”目下有明代朱苞撰写的《游涌溪山记》，“铜峰”目下有赵青藜撰写的《游铜峰记略》，“幕溪”目下有左冕撰写的《幕溪记》，“桃花潭”目下有翟赐履撰写的《桃花潭记》等，这种编排能使读者更加加深对名山胜水的了解、认识。

2、《风俗》节中，不仅记载了人情风俗，还依一年二十四节气，引用农家谚语，用“田家五行记形式”，把农耕纺织、打鱼狩猎、商品交易等农事活动记述一清二楚，这既是对农事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汉家旧县，江左名区”泾川三百里乡土的美好描写。此外，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用了近2000字来记载泾邑地方方言，这在宁国府一府六县的志书中为唯一有关宣城吴语方言的记载。如：“鸦”曰“老哇”，“尾巴”曰“米巴”，“白昼”曰“日里”（音匿里），“江”为“冈”、“今”为“庚”、“买”为“马”、“带”为“大”、“外祖父母”为“瓜公瓜婆”等等，此方言与宣城一带今人吴语会话竟相差无几，也为后人研究古代宣城吴语方言提供了佐证。

3、《食货》卷中，对“囚田”作了详尽的记载：清朝在各地设立监狱，关押犯人。对囚犯用具、伙食等费用，朝廷不是直接拨款，而是划拨一定的官田给监狱管理（俗称“囚田”），由地方农民租种，租金作为监狱犯人的费用。泾县有四处“囚田”，计“田一百二十一亩五分八厘，每年收租谷一百六十九石五斗一升，每石折征银二钱五分，共应征银四十二两三钱七分二厘。向例作米四十石，散给囚犯口粮，其有不敷，于常平仓项下拨补”。“囚田”亦有由犯人自己耕种。“囚田”制度是朝廷管理囚犯、拨付费用的一种特殊方法，史书记载少见。

4、《物产》节中，不仅详记载了泾县地上之所有，如谷、蔬、果、禽、鳞、虫、介（龟、鳖、蚌、蟹等）、草、木、竹、花、药、货之属等，而且记载了地下丰富的矿藏资源，如银、铜、铁、煤、山煤、石灰、陶土，等等。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今人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依据和方便。

“货之属”一目，泾县最著名的物品“纸”和“茶叶”，对其品名作了详尽的记载。

如纸：“金榜、潞王、白鹿、画心（亦名澄心堂）、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纸伞，皆皮为之。千张、火纸，竹为之。下包纸，高帘、衣纸，皆草为之。”查阅有关史料得知：金榜、潞王、白鹿、画心、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等九种品名纸是用树皮（原料）制成的宣纸。到明代中叶，小岭曹氏的宣纸制造工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创制出“潞王”、“金榜”、“白鹿”等许多名牌产品。如：“潞王”即丈六宣、“白鹿”为丈二宣、“连四”为四尺宣等等，皆为泾县明清时期所产“宣纸”品牌名称，只不过今天已淹没，不为众人所知。而他在同期纂修的《宁国府志•物产》中称谓“金榜、潞王、白鹿、画心（亦名澄心堂）、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品名的纸为树皮制成，宣城一带的“宣、宁、泾、太皆能制造，故称宣纸，而泾人所制尤工”，且简要记载了制作宣纸的材料和方法。今有人认为他在泾县志书中对泾县最著名的物产“宣纸”只字未提，是对“金榜 …… 学书”等名称的纸是宣纸的历史事实不甚了解。

又如茶：“涂尖、梅花片、松萝、草青、黄茶、雨前、碧山茶、涌溪茶、洋尖茶”，皆当时泾县之茶叶，大部分至今仍是泾县所产名茶。

5、《人物》卷中，他主张精简门类，严格体例，“余因为之约曰：‘立功立言者，始可谓之名臣；仕宦有政声者，始可以入宦业；著述有功经传者，始可谓之儒林；诗文超绝辈流者，始可谓之文苑’”，并按此标准来确定编写人物志。并将有关人物碑记附录于人物传记之后，如罗钦顺为名宦陈垣作《遗爱碑记》，左镒为名宦胡永成作《巅泉胡公去思碑记》，吴光义为名宦高承埏作《寓公高侯去思碑记》等，此种体例更加突出了人物的丰功伟绩。

内容详实是嘉庆《泾县志》的主要特点。

四、考据严谨

“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洪亮吉修志，始终坚持自己制定的原则，广搜博采，注重考证，录考结合，是清代考据派的代表人物。

志书中增设《辨证》一卷，辩文十一篇，每篇均能引经据典，证据充分，辩论明晰。如《泾县名宦陈焦考》一文，针对明宣德中《县志》对陈焦的记载，依据史志指出其六处错讹，尤足以说明其稽考严谨，求真求实，一丝不苟。

《旧志源流》卷中，针对本朝乾隆十八年的两部志书，以事实为依据，指出“《钱志》则不甚考古，《郑志》则微伤于凿，皆得失参半焉”，以及对泾邑历代志书源流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考证精审，妍求有素，言必有据。使后人在未见其志的情况下亦能对该志有个大概的了解。

五、文辞优雅

嘉庆《泾县志》一大特点是文辞优美，语言流畅。它从序开头到结尾不论是叙事、记物，还是摘录、考证，都有景物描写、引用证据等手法的利用，旨在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其效果良好，且不失志书语本体。

泾县南依黄山，西临九华山，襟抱太平湖，境内山高林密，溪涧纵横，小桥人家，风景如画，物产富饶，素有“山川清淑，秀甲江南”之誉。洪亮吉在介绍这一名川时写道：“泾，缘江带河，在万山中，其地可耕渔，又有银、铁、铜、漆、鱼米、果蓏之饶，非大水旱，即不至干溢”，寥寥数语便将泾川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展现在眼前。介绍泾县民风时写道：“泾枕山带川，土地虽少平旷，而亦肥饶。男勤于耕，女勤于织，鲜事商贾，尤贱工作”，仅30余字，便将泾川乡村民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且语言优美。

洪亮吉在介绍涌溪山时，引用朱苞的名记《游涌溪山记》，曰：“…… 外岭绝壁千仞，则为溪额，或为鼻、为目，仰着皆见，小出为三仙峰，大劈则为二门峰。峰与峰相斗。若各据一偏，势摇摇不可下，从来径视，则壁欲吞峰；从归径视，则峰已蔽壁。至岭上直俯，始突出两峰比肩并立。中隐隐若有物欲破壁出，相传为唐诗人罗隐之墓。……”

介绍桃花潭时，引用翟赐履的名篇《桃花潭记》，曰：“…… 泾称山水治。其层岩衍岫，回湍清深，甚澄渟，而冬夏不减。缘崖百数里，桃花潭最著。潭之水有二道，南径横石、龙门，屈折奔注而下……而达于潭。潭之清冷镜洁，黛蓄涟漪，不可以丈尺许。其西略无土岸，怪石桀立，如狮吼，如象舞。老树纷披，寿藤缀拂，参差蔼蔼然。更峭壁临危，崇耸秀削百余丈。每至晨光初曜，夕晖斜照，回清倒影，望之亘若虹飞，是纳彩虹冈之名矣。…… ”

作者文笔之妙，叙述之巧，雅俗共赏，足见文字功底之深厚。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嘉庆《泾县志》列为方志典型。民国时期方志学家王葆心称赞《泾县志》说：“考此书有关修志义例及山水人物之考辨，均见通人修志，择精语详之善。若其生平在陕、在汴、在皖，纂志至八九种之多，则于此事之学识与经验，必有过人者。观其为《泾县志》一序，是觇其晚年所见之超卓矣。”

此志尚有遗憾与不足，洪亮吉主张“信载籍而不信传闻”、“贵因不贵创”的修志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值得研究和探讨。宣纸的生产历史未记载，只是简单记载了宣纸的名称和用何物造之。兵备志阙，只记载了“兵防”之事，对泾邑境内发生大的战事未记载。封建伦理贯穿始终，《人物》卷中加大了孝友、节妇的内容。

总之，嘉庆《泾县志》，结构严谨，史料详实，考证有据，文辞优美，不愧为旧志中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