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历史取向，历史学对社会学则兴趣匮乏。20世纪前半叶，历史学开始向社会学寻求合作，主流社会学却走向具象经验化研究。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学界倡导“历史转向”，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得以再兴。同一时期，社会学取向的历史研究虽偶有波折，依旧方兴未艾。通过对学科关系史与相关理论的对读，我们发现：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制于学科组织关系；两门学科关系因各自学科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而变化；两门学科关系受外部环境影响；两门学科关系被学科发展时序差所左右。四重逻辑并置导致了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百余年来的交异与融通。

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数十年前的名著《新史学》中曾乐观畅想历史学的前途，他说未来的历史学“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1]40。今天看来，勒氏的预测确实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在学科发展史上，很少有两门学科的关系像社会学与历史学那样复杂，且“令人困惑”。英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特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像一个有问题的婚姻，先离婚，然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又复婚了，从来没有形成共处和相互尊重的关系”[2]136。贝氏的描述虽有所夸大，但因“对于重建人文科学来说，最困难之处总是涉及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极端重要的关系”[3]“前言”8，故而两门学科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何以会如此却着实是一个迷人且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检索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虽大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也留下了极大的补充空间。首先，已有成果多探讨两门学科间的结合，较少关注二者之间的紧张①；其次，已有成果多立足于各自学科本位，较少关注两门学科在互动中的演进②；最后，已有成果多从学科内智识进展的角度展开，缺少学科内外复杂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因素的综合考量[注]。我们须认识到，史学史(也包括社会学史)并不仅是一个学科自身的流变史，还是一个由有知识的群体组成的社会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说，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行业，甚至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行会，在这个群体内部，有那么多与手艺、作坊和工作台相似的东西”[4]25。缘于此，我们拟从组织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角度对近代以来[注]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以及影响两门学科关系发展的有关因素进行一次整全式的梳理，这一梳理或可为更加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历史学学科(并交叉研究)发展提供批判基础上的借鉴。

一

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学家们大多拥有“历史敏感性”，并努力于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变迁的特征与规律。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将“人类不同的连贯的状态作历史的比较”[5]23是“最适应社会现象本性的方法，是社会学的专门方法”[5]23。在其代表作《论实证精神》中，孔德“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将人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6]2。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关于“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二分的论断，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关于从“公社”向“社会”进化的观点，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思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传统型、法理型与卡里斯玛型等社会支配类型的划分，莫不是建立在作者带有强烈历史感的理论分析之上[注]。涂尔干说：“社会生活中的目前事件并非来自社会的目前状况，而是来自以往的事件，来自以前的历史事件。社会学的解释完全在于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7]128对于学科初创时期的社会学家而言，“寂然凝虑”固然可得理论创造，但“思接千载”更是创造理论的经验来源。

早期社会学著作中的“历史取向”其来有自。经济上的英国工业革命与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极其剧烈的变迁造成的“分离感”引起了人们“深刻的不安”。知识界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8]13来解释变迁中的社会。加之，由于这一变迁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理解社会”仅靠共时性静态分析是远为不够的。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历史积淀已经为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提供了“自然的问题域”与“实验室”。“正是基于变迁，基于变迁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过度分离，才使人类有可能第一次科学而理性地将社会作为自然的历史过程进行观察和思考。”[9]22此外，社会学诞生前、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著述也大都具有历史阐释的传统，“在他们著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10]82。如意大利思想家乔巴蒂斯塔·维科的著作《新科学》详细描绘了“世界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法国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理论史著作；英国思想家亚当·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至今仍深具启发。蹈常袭故，学科分工尚未精细，社会学破壳将出，已有的知识方法论遗产自然易被学科刚起步时期的社会学家们所承继。由是之故，进入19世纪，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初创者们表现出了对“历史”的高度重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家所需要的“历史”以及通过“历史”所呈现的图景与历史学具有不同的指涉。社会学研究似乎更为强调一种“总体性解释”。因而，草创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并不满意同时代的历史学研究。孔德辛辣地写到，历史学著作将“历史降低到一大堆互不连贯的描述，此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描述中各种事件真正的来源全都不见了”[11]290。质言之，在社会学家看来，“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6]11。滕尼斯认为：“只有作为事实的堆集的历史自身，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然而，一旦在它当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生存规律，它就二者皆是。”[12]12社会学家如此看重导因于自然科学的“规律”与“普遍性”，这与飘扬在近代欧洲思想界上空，经康德奠基[注]、费希特、谢林阐发，黑格尔再陈述的“大写的理性”不无关系[注]；更与这一时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威望”不无关系[注]。期待与物理学、生物学革命一样，“可以归纳得出抽象法则的公式，超越时空的真理”[13]226，渐成为近代社会科学的一种准意识形态。如是之故，社会学就与渐更强调“个体”“非规律性”“窄小问题”“专门研究”的西方近代史学在研究鹄的上种下了交异的种子。

“历史(是)法国大革命之女。”[14]6与社会学的兴起类似，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史学变革亦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史学与客观主义史学交相辉映，非期然性地加速了近代历史学的组织化进程。就浪漫主义史学而言，“事实上，它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样渗进了当时的一切作品或几乎一切作品中”[15]211-212。不同于社会学，由于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的怀疑，对社会变革中秩序失范等现象的否思，浪漫主义史学更为强调个体、情感、本民族与前近代文明的优点，进而“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个体的和独特的性质，而不存在普遍性和规律性”[16]132。就客观主义史学而言，作为其中最重要代表，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了历史学“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17]9的重要观点。兰克认为，只有“为特殊性本身”[18]209而热爱，抵制“先入为见”的权威，才能够获得历史学家的位置。因认为“每一个故事都与其他任何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19]11，历史学家对“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普遍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19]11。这种反理论的姿态，既与此时的社会学研究鹄的有所抵牾，也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观的反动[注]。在这两大史学思潮引领下，至19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家们“放弃了对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史的兴趣，而把政治史、民族史和国家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20]245。换言之，“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份”[21]21。陈陈相因，历史学由此赢得了各国政府的支持、更高的学科声誉和较为完整的学科地位[22]2，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隔断了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23]495。马克思对此曾具有先见性地给予了批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24]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