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与积淀，使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单一的批评活动不足以应对研究对象空前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无论从学术品格的提升，还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量，我们都有必要将历史化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吴秀明主编的《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就呼应了近年来兴起的这股方兴未艾的学术思潮，并对其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它标志着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某种深化和结构性调整的态势。

论著将当代文学七十多年视为一个整体，分“历史化的本体构成与知识谱系”“历史化的主要路径与方法”“历史化问题的专题研究”三编，对之进行观照把握。视野开阔，叙述周详，构架严整。上编在本体论上回应当代文学研究“何为历史化”的问题，以概念辨析、谱系梳理等方式考察当代文学的“三元一体”（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格局之历时形成与共时结构，在时空上将视野拓展至现代文学、台港澳地区文学，揭示三者互相参证、彼此建构的内外关联；中编进入学术实践层面，涉及述学范式、经典化筛选、文学史编纂等历史化路径与方法及其包含的诸多环节，同时细述皮书、手稿、内刊、影像、网络等诸多史料形态应如何搜索与整理、甄别与辨析，阐明其在历史化研究中的基础性功能与支撑性作用。下编以问题为统摄，用抽样分析的方式，从历史化与政治革命、文学、批评、旧体诗词、研究主体关系角度展开阐释，可以看作是对上、中两编内容的补充、延伸与深化。三编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在“本体与实践”，即“何为历史化”与“如何历史化”两个维度上构成内在的逻辑关系。

“何为历史化”？迄今为止，学界对此见仁见智，其中也不乏有误解。如将“史观历史化”视作“历史目的论”与“本质主义”，将“史料历史化”当成“恶劣的平庸”乃至“反思想”“反审美”加以贬斥。著者基于“建构主义”立场，从当代文学与中西两大源流关联角度爬梳、归纳和提炼出不同于批评的另一种治学路径与方法：这就是在“内源性”上承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土文史学统，在“外源性”上吸纳福柯的谱系学、詹姆逊的“永远历史化”等西方新兴史学与文学理论。而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上来，主要则以文学批评或研究为评判对象（而不是以文学创作为评判对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对研究的研究”。书中，著者对前贤、同代乃至晚辈学人研究得失的客观呈现与理性总结，使历史化研究的反思与盘点的特性得以凸显。为充分体现这种特性，著者将历史化研究定位为“在多元复杂语境下，有别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并且处于需要不断阐释的自我救赎活动。”这与文学批评以新人新作筛选为要的理念虽非对立，但却有明显的差异。

“如何历史化”？这是论著的核心和关捩。由于当代文学的不确定性与主体认知的局限性等复杂因素，身处现场与前沿的文学批评如对主体自我不加规约，往往容易催生“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认知障碍而未必自知。本书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它以建立在扎实史料基础上的“文本历史化”方式，努力超越和纠偏着后现代将“历史文本化”中所潜隐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当然，如著者一再申言，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并非要在它与文学批评之间划分“等级”。大量事实表明，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意味着将文学史视域下的文学批评视作是历史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至于构成历史化研究基础的史料，更是文学批评突破单一审美范畴，走向学理化所需的一个重要资源。众所周知，真正的历史性研究总要上承前人、下续来者，总是处于现实与历史的交互中而向未来敞开。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不能满足于在历史现场流连忘返，最终，它还是要回到当下的文学现实乃至社会现实上来，完成视域上的古今融合，并与文学批评对接。我想，这也许就是论者为什么在论著中提出“作品解读”“史料实证”“理论思维”构成的“正三角”（△）结构模式，并将其当作“如何历史化”的一个重要内因吧。

总体来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的最终成果，这部57万字的论著，用文史融通的方式，直面当代文学及其历史化研究出现的诸多热点、节点与难点问题，对之做了全面系统而又颇具深度的阐释，其中有些地方富有创见（特别是“正三角”（△）结构模式）。相信它会引起业内同仁，尤其是历史化研究同仁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