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郭锡良

采访人：雷瑭洵

采访时间：2020年9月15日

图一：访谈间歇

受访人介绍：

郭锡良，1930年生，1958年北大中文系汉语史研究生毕业。现为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辑刊主编。先后参与或主持编写三部《古代汉语》教材，著有《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等著作十多种，论文一百多篇。

采访人介绍：

雷瑭洵，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史。

雷瑭洵：郭先生好！适逢先生九十寿辰，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郭先生笔耕不辍，今年出版了《汉字古音表稿》单行本，重新修订了《汉字古音手册》，一直处在学科研究的最前沿。今年又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我们想请您来谈一谈您的求学、治学经历，以及中文系语言学科发展和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些情况。

图二：2020年9月20日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庆祝郭锡良先生九十华诞学术座谈会

郭锡良：我的祖父名叫郭光璧，是清末的补廩秀才，辛亥革命之后又上了湖南第一师范，与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同在师范二班，毛泽东是预科六班。我从四岁多就跟祖父母一起生活，从那时起，祖父就教我念《三字经》，之后又教我念《五字鉴》，也是押韵的，不过那时候我年纪小，五个字一句的我都念不好，祖父就把《五字鉴》改成了“四字鉴”。之后又教我《左传》，还有《幼学琼林》。过去上私塾强调背“四书五经”，我就跟着祖父背过一遍《左传》，因此作为同龄人我的古文功底比较好些。

1939年祖父去世，1940年我上了高小，1942年上了中学。读过岳云中学、赵氏三忠中学、南华中学等校。我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抗战期间要躲避日寇，学校都不得不停办，前后达三学期之多。在中学时，我的数学成绩比较突出，英语作文比赛还得过奖，后来就想报考理工科。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社会比较动荡，高中三年级的课程基本没有学。

1950年春我在老家衡山望峰桥，种了六亩多地，学会了犁、耙、耖、耥。7月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到长沙考大学。就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的大教室里，把八个书桌拼起来当床，挺过炎热、多蚊的夏夜。先报考了华北十七所院校的联合招生，没有考取。接着又考了湖南大学和湖南农学院，当时因为高三缺课太多，担心理工考不上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报考了湖南大学中文系。后来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我不想学农，就进入了湖南大学。第一年还在复习数理化，想在第二年继续考理工。后来在班主任的教育下，开始改变主意。到二年级听了系主任谭丕谟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反而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因此读了不少现代作家的作品，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还有文艺理论方面的书都看了不少。三年级时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变成了理工科大学，中文系合并到武大。1954年夏天从武大毕业，保送到北京大学当语言学研究生。

图三：郭锡良先生在湖南大学（三排左九）

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队伍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在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十五个人，分成汉语史五个人，现代汉语五个人，语言理论五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我本来是想搞文学的，不过当时要服从组织分配，只好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我之外还有向熹、祝敏彻、齐冲天、孙宝琳。三个来自北大，两个来自武汉大学。

雷瑭洵：当时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

郭锡良：当年在北大开设汉语专业，建设汉语史学科，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跟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应该说跟抗美援朝有关。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实际上是中苏合作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中国军威大振；从而也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1953年10月，苏联派了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来到北大，开办四年制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学校匆匆地从中文系、东语系、西语系等几个系里抽了15个四年级的学生，就对付过去了。1954年又要建立汉语史这个学科，要招汉语史的副博士研究生，由胡乔木代表中央，决定把王力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来。

中山大学办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1953年毕业了一个班，人数在十个人左右，因此就把中山大学的整个系就调到了北京大学。当时一起调过来的教师还有岑麒祥、周达甫、黄伯荣等五人。王力先生到北大后，中文系设立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招收了语言学的研究生班。王力先生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招收了五个汉语史研究生。

图四：访谈现场

雷瑭洵：当时汉语史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怎样的呢？

郭锡良：王先生非常重视胡乔木交给他的任务，他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的重视，有很多人来听，有下一级的、外校的、进修教师，有一百多人。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

1955年上学期，除了1954年的三门课外，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

1955-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这个学年，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1956-1957年，有岑麒祥先生的“普通语言学”，陆志韦先生开“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导读”（周达甫先生翻译之后作为讲义印发），金鹏先生的“汉藏语概论”，朱德熙先生后来在马学良他们主编的《汉藏语概论》序言里面说，6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过一次这个课，其实最早不是袁家骅先生，应该是金鹏先生。还有郑奠先生的“古汉语语法修辞学概论”，后来他还正式出版了这方面的专集。

本来还安排了两个课，一个是周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个是李荣先生的“《广韵》研究”，没来得及开出。等我毕业留在系里工作后才开出来，由我来担任助教。

这就是王力先生给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排的重要的课程，也是王力先生对培养汉语史研究生做的认真考虑。就我所知，这样的师资阵容和课程设置，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图五：王力先生与郭锡良先生

雷瑭洵：王先生当时是怎么做指导的呢？

郭锡良：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们在法国最早的两个语言学博士（另一个是刘复），也是我们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而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赵元任、李方桂很早就出国了，罗常培先生又比较早地去世了，所以20世纪领导中国语言学的主要领头人就是王力先生。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的培养计划设计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

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件事：他开设了一门课，叫做“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个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是有很大帮助的。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我跟着王先生三十几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导。

还有就是1959年王先生讲“古代汉语”，我做助教，以及后来参加编写《古代汉语》教材。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主要讲短篇散文，放得很开，常常拉得很远，讲得不是很成功。魏先生之后是杨伯峻讲，实际上是讲他的《文言语法》，带一点短的文章，讲几篇文章，这也不太成功，学生反映不佳。王先生是古汉语教研室的主任，他就只好自己来开古代汉语课。他一开课就建立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体系。他这个课一开，就在第一教学楼一层最大的那个教室，不但是整个教室坐满，走道和门外都坐着人听课。王先生让我带着刚从武大、川大毕业的赵克勤和陈绍鹏三个人当助教，辅导课由我来讲。我还记得第一次到三十二楼去辅导，那时候是57级的四个班，晚上到二楼一间寝室坐下，队伍排得很长。同学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我都一一答复。然后有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齐桓公伐楚》中的“寡人是问”怎么分析，我回答说：“‘寡人是问’就是‘我问这个’，‘是’是前置宾语。”他立即问：“怎么杨伯峻不是这样解释的？”我说：“哦，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儿，他的语法体系受叔父的影响较多，我是按王力先生的体系分析。”几个学生同时惊奇地问道：“你是哪里毕业的？”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本科由四年制改成了五年制，没有毕业生；他们知道从外校分了几个毕业生来，他们的提问是要为难辅导的。“我是北大的啊。”“哎，怎么不认识你？你住哪里？”“我住在19楼。”“啊！研究生毕业！”楼道里的队伍也就散了。这说明王力先生的培养计划和指导帮助我顺利地过了一关。

雷瑭洵：您在60年代先参与了《古代汉语》的编写工作，后又主持编写了一套《古代汉语》，能不能跟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经历呢？

郭锡良：王力先生从1961年开始编《古代汉语》，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极“左”路线已经有所调整，提出全国要编文科教材，中文系就要编“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七门课的教材。“古代汉语”还是重点课程，教学计划提出要开两年半，目的就是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周扬明确地点名叫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

图六：《古代汉语》教材编写组成员及审阅者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分别为：萧璋、叶圣陶、王力；第二排左起分别为：吉常宏、赵克勤、马汉麟、祝敏彻；第三排左起分别为：郭锡良、许嘉璐、刘益之）

郭锡良：当时成立了文科教材编辑室，由冯至先生当中文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主任，丁声树、季镇淮是副主任，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十多人是委员，我是秘书。《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以王力先生在北大的“古代汉语讲义”作为基础，先由王力先生拟定出一个详细的提纲，编写组成员根据提纲分工编写。编写组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的人员构成，两老（王力、萧璋）两中（刘益之、马汉麟）五青（吉常宏、祝敏彻、郭锡良、赵克勤、许嘉璐）一共九人。1961年8月报到，没有休假，加班加点地干。工作程序是先搜集材料，写出初稿，经全组传阅，把意见写成标签贴上。然后王力先生召开会议讨论，对这些分歧进行解释或者解答，最后由他下结论。这个过程对提高中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十分有益。王先生怎么样分析意见，怎么样下结论，这是我得益最深之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要查阅很多资料，才能真正读懂，才能注释精当。每一节通论，都要反复推敲，才能站得住脚，写得精要。

在1987年全国的第一次的高校教材评审上，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得了特等奖。中文系有两个特等奖，1988年1月在首届全国优秀教材授奖仪式上，费振刚代表《中国文学史》，我代表《古代汉语》去领的奖。

图七：学科教材特等奖颁奖合影

（第二排右五为郭锡良先生，右四为费振刚先生）

郭锡良：说到这里，我还想要说一件事情，当时冯至先生是文科教材中文组的编审组长，也担任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审。他看过我写的《古代汉语》的稿子之后，让我帮他看一遍《中国文学史》的稿子。我这个人从来大概就是有一点不知高低的，所以我也不管编者是谁，就在上面提出意见。《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冯至先生就一定要把400块钱的审稿费给我，我坚决不要。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工资只有七十几块钱，听说你母亲病了……”当时我的母亲住了两次院了，我欠了不少账。我真心非常感谢冯至先生，我一辈子都感谢他。

在“文革”中，王先生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要把他打成美国特务。文革后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系里让我负责古代汉语教学小组，当时王先生的《古代汉语》没办法用作教材，只得匆忙挑选了一些篇目凑成一本文选，教了一两届。1975年，我提出要为学员编写一本古代汉语教材，就招了一个古代汉语进修班，有刘宋川、许青松、吕坚等几个进修教师，还有一些刚留下来的老师，借“开门办学”的名义，拉到校外编了一年，搞出了一本《古代汉语》上册。后来文革结束，高校恢复招生，教材编写成了教研室的迫切任务。不过当时教研室很多成员的积极性还没调动起来，我借着这个机会，努力团结教研室，多写多做。实际上上册主要是改编出来的稿子，中册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都参加了一些工作，蒋绍愚做的多一些，下册仍有三分之一是我写的。那时候我一心扑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上。最终这本教材在1979年完成，1981年出版。这本书也获得了全国首届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图八：郭锡良先生在课堂

雷瑭洵：您在八九十年代长期担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主任，现在古代汉语教研室开设的很多课程，比如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古文字学”这样的课程，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去设计的？

郭锡良：我先讲一个故事，大概是在批了胡适、胡风，打了右派之后，还在批右倾时，极“左”路线把中西文化一股脑打入了封、资、修泥坑。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杨晦先生，我留系工作之后当中文系分管研究生的秘书，分管研究生。批的时候，文史楼的大门口贴一张大字报，一边是文学的书籍，一边是语言学的书籍，一只大公鸡两只脚分别踩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书籍上面，名为“有鸡联系”。因为杨晦先生提出语言跟文学是有机联系，有一些学文学的人不想学语言学，学生去反对他，就贴了大字报。我有一次就跟杨晦先生去汇报研究生的情况，汇报完以后就笑了。我说：“杨先生，文史楼的前面贴了一张大字报你看到没有？”他说：“是什么？”我就把这张大字报一讲，他就对我说：“不是有机联系是什么？还好笑呢。”我说：“不是好笑，是那张画画得好笑。”杨晦先生说：“有什么好笑的，学语言的不要学文学吗？学文学的不要学语言吗？”我其实不是同意大字报上的意见。这个故事可以说明，杨晦先生坚持一个重要认识：搞文学不懂语言学，也就是不懂古代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就落实不了字词句，变成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正如我在《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一文中所指出的，短短的一首二十字的绝句，蔡某却犯下许多低级错误。

2000年我从中文系退休，现在的一些情况已经不太清楚了。从人才培养上，我能感觉到王先生的一些想法：中文系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必须是古今中外都通的，不但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王先生的这条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作为大学的教师，连四书五经都读不懂，甚至连看都不看，这样行吗？咱们中文系的很多研究生都要去做大学老师，因此需要给他们讲这方面的知识，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搞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现在我们的语言学专业的本科生大多数都要读硕士、博士，在培养本科生时，尤其是我们北大中文系语言专业的本科生，这一些课也都应该上。

我管教研室的时候，在本科生教学上，除了继续开设“古代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汉语史”这一类基础课之外，还提出要开设一批原典精读课。

图九：郭锡良先生夫妇与学生们的合影（第一排左起：刘子瑜、徐寒玉女士、郭锡良先生、易福成；第二排左起：金树祥、孙玉文、邵永海、杨逢彬、卢烈红、张猛）

雷瑭洵：您桃李遍天下，在培养研究生时都有哪些理念呢？

郭锡良：培养研究生呢，我一般要求比较严。1979年我跟王力先生招了五个汉语史的硕士生，也就是宋绍年他们那一班。我要求研究生必须听哪些课，要求必须通读《说文解字注》，还有《马氏文通》，这些都是经典。要多读书，现在有的人，也不爱读书，就好找一点西方的什么理论，然后自己提一点新的所谓看法，这种缺乏根基的创新实在是不值得鼓励的。

我自己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整个不超过二十个人，这其中也包括外国留学生。其中也有个别的后来不搞汉语史了。当时我给硕士生就定了四门课：古音学、《说文解字》、《马氏文通》、古文字学。要博古通今，同时要求文学也要通，文史哲都要通。要落实字词句，就得知人知世。只有博古通今，在方法论上面才能够走王力先生的道路，这样的研究就可以上道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搞文学的先生，对这个方面重视不够。

图十：2013年古代汉语教研室迎新年联欢会（第一排左起：孙玉文、宋绍年、郭锡良、唐作藩、蒋绍愚、张联荣、张猛；第二排左起：刘子瑜、宋亚云、胡敕瑞）

雷瑭洵：您对汉语史这个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期许或者是展望？

郭锡良：我觉得前面那些年，一直受到文革的影响。最近这些年，我看到了我们中文系现在有《论语》导读、《孟子》导读，先秦的这些书籍的导读课，这是向好的方面转。

现在中文系确实有一种“厚今薄古”的势头，对于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都考虑得比较少。我们古代汉语教研室，在我做教研室主任时就提出要15个编制，最多时到了13个，可现在只有8个教员了。古代汉语包括的学术范围很广，文字、音韵、词汇训诂、语法修辞还有文学语言史。我很担忧，要是这样下去，不少学校都可能超过我们。中文系古典这一块，都处在危急的关头，这不是危言耸听，希望能够秉持博古通今的理念，用周扬的话来说，“今”不到一百年，“古”则有几千年，不要拿一百年不到的“今”去压过几千年的“古”。

如果大家要搞汉语史的学问，力气就一定要放到古代文史哲的典籍，包括小学上。从《尔雅》起，历代小学名著，清代的从顾炎武起的七家，包括后来的章炳麟、黄侃、钱玄同的一些著作都要读，这需要花很大的功夫。现在连一个《新华字典》都收了一万两千字以上，《现代汉语词典》更有一万三千多字，如果作为汉语史研究生，要看得出来他们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要吸收西方影响。

图十一：郭锡良先生与采访者

雷瑭洵：您在中文系学习工作已经60多年了，您觉得中文系有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如果用一两个词来说中文系的精神，您大概会选什么样的词？

郭锡良：中文系的精神，就是前面我讲的意思。中文系大多数教师还是博学多识的，兼通古今中外。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雷瑭洵：好的，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郭先生。

这是“中文学人”系列专访的第4篇文章

往期回顾：

助理采访：李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