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
夏朝建立时,大连地区尽管地广人稀,但因与山东半岛联系密切并深受影响,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以大嘴子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时代遗址在大连地区广为分布,多达七八十处。青铜器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生产领域进一步扩大。先商第三代王相土从今辽东一带移居河南商丘,因怀恋故土,往返辽豫之间,开辟了今蓬莱至大连的航线,使大连与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繁。约在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至帝辛(纣)时期,大连地区社会已由地区性组织转化为方国。今营城子地区双坨子遗址出土的轮制陶器等文物证明,山东岳石文化已影响到大连。
商末周初,今大连地区建有多处石棚,是辽东半岛石棚分布最广、类型最全、数量最多的地区,多数坐落在河流附近的丘陵上,其中大石棚7座、中小石棚18处38座,主要分布在金州区及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三市。金代辽东提刑使王寂《鸭江行部志》中对万家岭的“西山石棚”做了记述。庄河大荒地石棚盖石长7.50米,宽5米,为辽东半岛石棚之最。石棚内出土有人骨和随葬品,专家认为是青铜时代墓葬。石棚从石料的开采、磨制、运输、设计建造等方面均有物理学、建筑学、美学等研究价值,反映了青铜时代大连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考古发掘表明,大连远古时期逐渐南下的庙后山人和金牛山人,多居住在大连地区中部丘陵山地,以捕猎采集为生业;北上的山东半岛古人,则多居住在岛屿或沿海地区,以捕鱼采贝为生业。至夏商之际,先民开始向河谷平川地带发展,农耕与畜牧业成为主要谋生方式。其时,来自山东半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文化类型与山东半岛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其间,尽管大连地区人口不多,但因有舟楫之利加之海洋资源丰富,自然形态多样化,生产力发展水平已与山东半岛相近。
春秋时期,大连地区青铜文化日趋繁荣,至今发现的遗址有近百处之多,其代表性遗物为曲刃青铜短剑。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齐桓公为开发辽东,向辽东地区批量移民,其间齐国还出兵伐山戎以救燕国,进一步确立了霸主地位。齐灵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国(今胶东地区),齐控制区扩大到山东半岛东部沿海。莱国人战败后,渡海逃亡,大规模移居辽东半岛,大连地区人口有较大增长,官府在移民区建立村社组织并派官吏管理。齐、莱居民的大批北徙,使山东与辽东的文化进一步交融,生产力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此外,黄河下游一带居民逢战乱和荒年也沿上述路线避难辽东,这些徙民部分在大连地区定居,部分向东北腹地迁徙,逐渐形成了由旅顺至东北腹地的古道,商业与手工业随之有了一定发展,集邑中设有专门为交易的“市”,实行以物易物。大连地区出土的西周末、春秋时期的重要文物除青铜短剑外,还有铜凿、铜斧、铜刀、铜矛、铜镜及陶器等,为研究大连地区青铜时代的社会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内乱不息,齐国渐失霸主地位,大连地区在内的辽东成为燕国领地,东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春秋时期结束,中国社会进入战国时代,大连地区的经济社会也随之进入战国纷争时期。
大连地区至少有17000年的人类活动历史。早在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发了大连地区(青铜时代石棚文化莱国人逃亡辽东)。自战国时期燕昭王在辽东设置“辽东郡”以来,一直到秦汉时期,大连地区都属辽东郡辖区。西汉时期大连地区设置“遝氏县”,三国时期又改称“东遝县”。唐朝初期,大连地区属安东都护府积利州的辖区。辽代时大连地区属东京辽阳府的辖区,为汉区实行汉法。大连地区在魏晋时称三山,唐朝时称三山浦,明清时称三山海口、青泥洼口。在清朝时因为清政府东北封禁政政策而处人烟稀少的状态,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政府于今大连湾北岸建海港栈桥、筑炮台、设水雷营,才成为小镇。1897年,俄国人开建了这个城市。当时沙俄设计师揣着法国巴黎的城建图纸想在东方再造就一个以广场为主的城市,于是就来到了中国大连,给她起名“达尔尼”,意为遥远的城市,一个远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地方。1905年,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把“达尔尼”音译过来就成了汉语的“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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