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很多人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喜欢“历史故事”。我到现在对历史故事也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历史问题。大学教育中的历史学与中学中的历史教育最大的不同，便是不再能够提供一套金科玉律（尽管可能试图提供），而是要你掌握语言（既有狭义的阅读的语言，如古代汉语，英文，日文，满文，亦有广义的语言，如解读艺术品的方法、古代公文的特殊格式），并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统计学的……），从沉默的材料中挖掘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说，选择历史学专业，便是要成为腹语者（ventriloquist）、怀疑论者（skeptic）和代言者（messenger）。

历史不会说话，只有在历史学家的帮助下，历史才会说话，并决定自己在何时说话。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事。每个历史叙事的背后，都有湮没于历史之中或在历史中被曲解至今的灵魂的絮语，都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各怀鬼胎的阴谋，以及晦暗的权力结构。而腹语者（ventriloquist）便是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模拟这些复杂的历史结构，尽量贴近历史的语境，还原出曾经存在过的灵魂的所思所想、衣食住行。历史的断壁残垣，借助我们的思维与共同的情感得以连接重组，借用我们的喉与笔，发出自己的声音。

马克思在被誉为“塔西佗的严肃愤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嘲讽、但丁的神圣怒火，完美交织在一起”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认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历史叙事中总会有多种语言。有一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的语言，而有很多种是其他更坦诚而隐晦的语言：个人情感、利益关系、权力结构、欲望；历史中亦多有复活与招魂，赤裸的意图总要假借过去事物之名实现。怀疑论者（skeptic）便是个侦探，不再单纯相信宣传，而要去听懂叙事背后的絮语，事物名目后的实质。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讲了一个古代埃及的神话故事。发明文字的鸟首人身大神修思（Theuth）得意地跟埃及国王萨姆斯（Thamus）讲，读书将使埃及人更加聪明，让他们博闻强识。萨姆斯国王说，多才多艺的修思啊，你可能恰恰弄反了。读书使人们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再去努力记忆，只能依赖外在符号的提醒。他们借助文字的帮助，看似能够无师自通地知道很多事情，实际上仍然一无所知。“他们的心是装满了，但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这个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描述历史借助文本存留的困境。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漫长的人类文明之中，有文字的时间是极短促的；而能用文字留存下自己存在过的痕迹的人也是极少的。当我们回顾过往，千千万万的人活过又被忘记。而代言者（messenger）的志业便是代这些默默无闻者说话：从墓志铭中看出唐代词臣跌宕的仕途和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从俗文学中探究村妇野夫的底层生活和内心世界；从修道院道貌岸然的档案中，听到疯癫者、麻风病人、无神论者被压抑的边缘人生……社会的权力让无数人有口无声，让某种声音大行其道，又让某种声音被遗忘，但这无限遥远的过往，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之所以成为我有关。我要让被压抑的灵魂说话。

选择历史学专业，便是选择了一场思维的探险；而这些修养与记忆，便是要让人变成狡猾的狐狸。

这些历史学专业的修养与技艺，我不敢窃占。人类的一点点智慧，莫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来的。这些不成熟的只言片语，来自以下作品的启发：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出版社；

胡宝国：《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英] 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商务印书馆；

[英]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德]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

[德]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法]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 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古希腊] 柏拉图：《斐多 : 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英]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