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治史三书》中曾谈起当代著名史家，他认为前一辈的中国史学界有四位大家：两位陈先生、吕思勉诚之先生与业师钱穆宾四先生。

其他回答里提及不少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少则几十多则上百。这些人可以算是历史学者，但能不能算上大家，那还另说，至于大师，更是寥寥无几！我想说，大师的标准就那么低吗？哪有那么多大师呀！

史学著作推荐的话，只写过一个回答，可以看一下。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都推荐了（全部是名校院系，学界大佬力推书目）。

历史专业必读一、陈寅恪。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1）早年求学经历与其卓越才识

两位先生中，寅恪先生声誉尤著，亦早两年谢世，兹先谈寅恪先生。先生自1902年十三岁东渡日本求学三年，1910年到柏林大学转巴黎大学，前后五年，1918年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1921年由美国再赴德国就读柏林大学，至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三十六。故其少年青年时代求学时期极长，在东西各国就读研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其学习科目，主要为古今各国语文，及中国边疆民族语文，次及哲学宗教，似亦稍涉社会科学。先生记忆力特强，据各家所记，除英、德、法、日等国语文外，遍习梵文及巴利、希腊、拉丁、波斯、土耳其、蒙、藏、满文，有些或且甚精。吴宓雨僧《空轩诗话》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第81页引）此语信实，非吹嘘可比。

（2）学术动向与治史历程

寅恪先生回国以后的学术动向，从其授课与著作次第看来，其治学以历史为中心，兼及佛教与文学。其治史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回国的几年中，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是佛经与边疆民族史，讲佛经特别致意佛教与文学、社会的关系。

中期即四十四五至五十五岁前后，治学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古史，特别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自政治、社会到宗教、学术各方面，对于文学兴趣尤浓。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就是《元白诗笺证稿》，惟其论诗着眼于以诗证史，仍是史的范围。

晚年失明以后，虽然仍写了不少关乎两晋至隋唐史的论文，但其代表作当推《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大抵早期中期诸作只是为学术而论著，晚年诸作多寄寓深远，不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了。（余英时著《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下篇，《明报》月刊1983年2月号，总206期）先生旷世奇才，加以早年环境优裕，语文工具特强，东西学术基础亦特别深厚，惟惜中年时代健康情况看来似颇差，殊难尽量发挥其才学，我在《治史经验谈》中已表示非常可惜。（《治史经验谈》第九篇《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第109页）

（3）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

盖此书虽极见才学，但影响作用可能不会太大。

二、陈垣。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1]

陈垣先后创建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 [2] 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早期代表著作与治学动向

先生早年没有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全靠自学成名。1917年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其第一篇学术性论著。自后二十年间，重要著作以次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释氏疑年录》等。

此诸著作涉及多方向：其一，各种宗教史，尤其西方诸宗教传入中国史。其二，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皆为历史研究所必备的辅助学科，先生诸书多为有创建性的工具书籍。其三，多种著作与元史有关。一、二两者都是一般学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故先生一经做出成绩，即为学林所推重。这些地方，显得先生常能适时灵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义的问题，用最大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书或论文，获取学林的重视。

（2）后期重要成绩

则有《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清初僧诤记》（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通鉴胡注表微》（1945）五书，都是极踏实有创获，应许为有永久性价值的著作。这五部书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敌人铁骑下的北平城中所写成，大都寄寓民族之思。这一时期，这几部书显示先生学术著作达到最巅峰状态，但也即此而斩。先生享年九十二岁，《胡注表微》写成于抗日战争末期，当时年龄不过六十五六，精神尚旺，何以此后二十余年都无重要著作？据最近出版的《励耘书屋问学记》（1982年6月，三联书店），诸弟子记先生自述治学历程是“钱、顾、全、毛”，意谓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进而浸润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与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最后服膺毛泽东思想。（《励耘书屋问学记》第一篇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代序）》第6页。后面各篇亦屡见此语）这几部书可说是先生走钱、顾、全路线的总结晶，老年转而尊毛，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终止！

（3）史学二陈的比较

1、就治学言，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巨擘。

考证之术有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

2、至就立身处世言。

最后总结一句：这两位陈先生，治学方法，蹊径大同，差异也很大，但成就都很高。立身处世，各走极端，绝不相侔，盖棺论定，在乎读者。

三、吕思勉（1）著作

诚之先生平生著述极为丰富，为人所习知的，以出版年份序之，有《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二）、《经子解题》（一九二六）、《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史通评》（一九三四）、《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燕石札记》（一九三六）、《中国通史》（一九四〇、四五）、《先秦史》（一九四一）、《历史研究法》（一九四五）、《秦汉史》（一九四七）、《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燕石续札》（一九五八）、《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诸书。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他未发表的札记与已发表的两部札记合并，分时代编为《吕思勉读史札记》出版（一九八二），还有《宋辽金元史》与《明清史》未能完成，不知将来是否有人能整理出来，作为未定稿出版。

（2）治史意趣

综观先生一生著作程序，可知他的国学基础极深厚，五十岁以前的著作，属于国学范围的居多，所以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这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在一九二〇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颇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顾颉刚师在《当代中国史学》下编《通史的撰述》一目中列举诸家通史，就以此书为首，认为此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可谓当之无愧。我想这部书大约是当时极有销路的一部通史，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阅读的人仍很多，也是我读的第一部通史，相信这部书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必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历史研究法》称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他说唯物史观“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吾人应当注意，此时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好几年。再看他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上册，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次年出版的《先秦史》，其编排次序，在先秦各代政治事迹之后，分类述文化现象，也是这个顺序。这一程序，正是他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更可见他这种意识发萌很早，与中共得政后一般趋附者大不相同。就因为早有此种意识，所以他治史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在通史及各断代史中，这方面的篇幅相当多，《读史札记》中这方面的条目也不少，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

就著作量言，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通贯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

（3）为何吕思勉名声不及二陈和钱穆？

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我想这可能有几项原因。

第一，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诚之先生属于博赡一途，故不免为一般人所低估。

第二，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

第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诚之先生的时代，第一流大学多在北平，学术中心也在北平。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亦莫不设教于北平诸著名大学。诚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而学生素质也较高，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此亦诸大师声名盛播之一因。而诚之先生学术生涯之主要阶段，一直留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上海不是学术中心，光华尤非一般学人所重视。诚之先生是一个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学人，我想这也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之又一原因。

因为有上列几项原因，所以他的声光遂不如二陈一钱三位先生之盛，但实际上他的成就并不在他们三位之下。

（4）著作之价值

1、体例新颖

前文谈到，博通周赡与精深有新解两途。学术创获诚然须专精有新解，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且极不易，或许更难。只就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而言，每部书前半综述这一时代的政治发展概况，后半部就社会、经济、政制、学术、宗教各方面分别论述。前半有如旧体纪事本末，尚较易为功；后半虽类似正史诸志，而实不同。除政制外，多无所凭借，无所因袭，所列章节条目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很周匝赅备，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照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无任性繁简之病，更无虚浮矜夸之病。此种成就，看似不难，其实极不易。若只限于一个时代，自然尚有很多人能做得到，但他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独力完成四部，宋以下两部亦已下过不少功夫，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我想前辈成名史学家中，除了诚之先生，恐怕都难做得到。这不是才学问题，而是才性问题。

记得高中读书时，看到张贴在阅报栏中的一张报，有一篇短文描写诚之先生与另一位文学家的生活习性。近年又看到黄永年所写《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一文与钱宾四师的《师友杂忆》（第二篇《常州府中学堂》第二节）写诚之先生一段，再参以他的著述风格，与半生株守光华一事，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无才子气，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才能有这些成就。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的阅读过三遍，是可以相信的。

2、观点新颖

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不过诚之先生几部断代史的行文体裁诚有可商处。就其规制言，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撰史当溶化材料，以自己的话写出来；要明出处，宜用小注。而他直以札记体裁出之，每节就如一篇札记，是考史体裁，非撰史体裁。不过照宾四师说，诚之先生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拟议是“国史长编”。作为长编，其引书固当直录原文。况且就实用言，直录原文也有好处，最便教学参考之用。十几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盖其书既周赡，又踏实，且出处分明，易可检核。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劄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只是厚古薄今耳！至于材料取给只重正史，其他史料甚少参用。须知人的精力究有限度，他的几部断代史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正是一项难能的基本功夫，后人尽可在此基础上，详搜其他史料，为之扩充、发挥与深入、弥缝，但不害诚之先生四部书之有基本价值也。

4、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1]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自民国元年（1912年）始，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抗战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抗战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抗战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 [2] 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 [3] 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 [3]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4] 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 [5] 还出版多种论文集，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如想深入了解钱穆的话，读钱穆传（严耕望为其师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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