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1910年1月～2000年7月23日），史学家。字拱辰。河北丰润人。卒于北京。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1957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该所研究员兼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早年曾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后又倡导整理、研究乾隆朝刑科题本和曲阜孔府档案。毕生致力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视野开阔，博赡通贯，于社会史、思想史、经学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历史地理等，多所探究，创获甚富。晚年探讨自然哲学，博及理论物理，鞠躬尽瘁，精进不已。在60余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众多优秀学者，留下了丰硕的成果。

一、体系自成一家

杨向奎先生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虞夏商周是中国最古的四代，是谓中国古代史；汉魏六朝是中国中古史。华夏民族形成，历来是学术界研究和争鸣的热点问题。杨先生在精研了虞、夏、商、周四代古史之后，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华夏族形成的理论体系。

杨向奎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虽然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这一伟大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不断斗争、融合的结果，其来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首先，华夏民族是各民族不断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体。在虞、夏、商、周四代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华夏民族正是由这两大集团长期融合而成的。在这一形成过程中，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民族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周代的文化承袭了夏、商，到孔子时代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很好地说明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他们不是在接受外来文化，而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其次，华夏集团主体是夏、周，夏、周不是异民族，它们是同源的，其关系犹如金与后金的关系。在以夏、周为主体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都是先夏而后周。再次，夏族虽成了华夏集团的主体，但并不能说夏就是清一色的民族。夏族是炎帝、黄帝两系的结合体。黄帝一宗代表的是汉民族，但炎帝一宗则是以少数民族（羌—即姜）为主体。最后，在夏族体系中，虽然以黄帝一宗为主体、大宗，但炎帝一宗在组成夏族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抹煞，炎帝一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向奎：《中国古代史论》，齐鲁书社，1983年

关于夷、夏关系问题，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他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认为，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东方界线，则其最盛时曾有济水上游，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而殷商的祖先起自东北方，殷商是一个“东起东海，西至歧阳之大帝国”。夏与商，一为西方之帝国或联盟，一为东方帝国，两者遥遥相对。

杨向奎先生不同意上说。他认为，古代中国和中国近代不同，表现在政治中心并不是长期固定在一个点上，它是经常迁徙的，殷商如此，夏如此，西周也如此。而且夏由于部落进入国家比殷商早，社会发展阶段比殷商靠前，他们的迁徙更容易些。因而如果把夏、商、周的政治中心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显然是不科学的。夏和夷一样也有一个自东向西的迁徙过程。杨向奎先生认为，首先夏朝的始祖大禹的活动中心就以黄河下游为主。大禹的故事以治水及分州最为著名，虽然其治水的“禹迹”遍布中国，但禹划分的九州则以黄河下游为主，河北、河南、山东之交占有四州。其次，《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中记载有夏之与羿浞少康之纷争的故事，在该故事中所涉及的地名绝大多数在黄河下游。再，从夏之与国和同姓国看，其初期也以黄河下游为多、为主，等等。所以，夏代在中叶以前之活动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而以山东为主要地区。盖与东夷尤其是殷商前期交错相处，有斗争有对峙，而终于融为一体，构成后来之华夏民族，蕴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夷之贡献绝不输于夏。当然，晚夏的政治中心已西迁到今河南巩、洛，以至河东一带。坚持夏始终居西者，亦以局部当全体，以晚夏代初夏耳。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

在华夏集团中，杨向奎先生认为，夏、周并非异族，而是同源，其关系犹如金与后金之关系。《国语·周语下》有云：“我姬氏出自天鼋。”关于“天鼋”的解释，学术界历来有各种说法。唐兰先生、孙海波先生释之为“大龟”；闻一多先生释之为“鼋”；于省吾先生则认为：“鼋即天龟二字的合文”，“指自然界的蛙龟言之”，“商人原始氏族以蛙或玟王点蛙为图腾”，故“鼋”为商族图腾。杨向奎先生不同意上说，而取郭沫若先生“天鼋”即“轩辕”、“轩辕”即“黄帝”之说。但他又认为，这一“天鼋”乃古铜器中“玄鼋”的演变，玄龟乃夏族的族徽。而姬氏云出自天鼋，即出自黄帝。黄帝之称作“轩辕”（天鼋）实在是图腾崇拜，即水族动物龟蛇的崇拜。龟蛇本为水中主宰，在古代华夏族处于水患时节，以龟蛇为图腾是很自然的。而夏代祖先鲧、禹的名字都和水族动物有关。所以，结论为：天鼋作为族徽实来自夏，周（姬氏）不过是出自天鼋，也就是出自轩辕黄帝。华夏族的形成应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

关于周公是否践阼称王，顾颉刚先生认为周公曾“执政称王”；马承源先生则认为周公不仅摄政不存在，而且也未称王。杨向奎先生认为周公确实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关于西周社会性质，学术界有的认为是奴隶制，有的认为是封建制，他则认为西周社会发展模式为领主封建制。

二、重证据 擅考据

研究虞、夏、商、周四代古史，最使人感到棘手的莫过于资料奇缺。越往上溯，资料越少，越难运用。过去，研究古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后来，鉴于中国各民族间发展之不平衡，民族学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人们以“三重证”代替了“双重证”。

在论证巫祝与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关系时，杨向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史职的演变可以分为神（申）、巫、史三期。神（申）职时期，天人不分；巫职时期，天人渐分；史职时期，天人已分。神（申）是巫的前身，此时神话即历史。巫传历史，已减少了神话色彩，史诗是巫祝口中颂念的古代史，又是乐曲，与舞蹈结合，成为乐舞曲，成为中国传统礼乐的组成部分。巫祝能歌善舞，通晓天文、历法等各种知识，是古代的学术权威，也是术士。这也正是以相礼为职业的早期儒家所擅长。而且，巫与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关系，从近代凉山彝族巫祝的活动中可以得到证实。处在奴隶社会的凉山彝族，巫祝有两类，一是“贝耄”，一是“端公”。贝耄，或叫“笔姆”、“毕摩”，是替人诵经礼祷祈祷禳祭的巫师。他们主要从事司祭、占卜、医病的职业。他们有经书，熟知彝族传统，通晓历法、天文、谱牒、诗文、神话、历史等，是凉山彝族社会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传布彝族社会早期神话和史诗的任务。而叫“端公”的巫，不识字，只记咒语。贝耄也好，端公也好，都是人与天神之间的媒介，人所祈于鬼神之事，都借他们来传达；然而，贝耄有经书、通文字，而端公无经书，只凭口传，此亦大巫小巫之别也。杨向奎先生认为：“近代彝族的贝耄和古代史上的巫祝职业相当，而儒家兼司相礼的事也和贝耄近似”，早期儒家和凉山的巫祝“都是奴隶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学识才能，都能相礼”，“因此，我们说，儒家曾同于彝族的贝耄，他们尽力摆脱儒家那种近似‘端公’的骗饭行为，而成为‘君子儒’”。

《国语·晋语》中有“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的记载。对“姜水”的地望，学术界已有多人考证，但“姬水”却素来无人考，即使有人考，也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杨先生在考“姬水”地望时，从现存西周的《诗经》如《大雅》、《周颂》中发现“漆沮”与姬氏族的关系十分密切。《诗·大雅·緜》有“緜之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周颂·潜》有“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小雅·吉日》有“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姬氏离不开“漆沮”这条水，“漆沮”实在哺育着姬氏。“其实姬水即漆水，在周原一带，无论古今，除漆沮外，找不到第二条和姬氏有这样密切关系的水，所以我们说，姬水即漆水。”姬、漆两字，古韵部相去较远，但姬、漆声纽相近，各隶于见纽溪纽。古音粗疏，既有相近处，故可以漆、姬通假，而名从主人，姬氏遂有姬（漆）水。而漆水，据许多考证在今陕西西部偏北。

关于西周初年之“成周”与“王城”地望及其关系，秦汉以来至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者大多数认为周初营建雒邑时，造有两城，一为“王城”，在西；一为“成周”，在东。20世纪30年代，童书业先生则认为“成周”与“王城”为一城，认为“王城”为“成周”的内城，“成周”是东都的总称。杨向奎考证认为“成周”与“王城”并非一地：据考古发掘及春秋时文献记载，成周、王城是两处。西周初年，周王在洛阳一共营建了两座城堡，一是“成周”，一是“王城”。西周金文中常有关于“成周”、“周”和“王”的记载（“周”和“王”指“王城”），在《春秋》中则有“王城”的名字。王城汉属河南县，春秋时也称作“郏鄏”，而“成周”在翟泉，两地相距20公里，不可能包在一个城堡内。再，春秋时有关成周与王城的记载，都分得很清楚，如《左传》庄公二十年、二十一年，僖公十一年，宣公元年、三年，昭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三十二年，《春秋经》昭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等记载都清楚地将成周与王城分为两地。成周、王城在春秋时代分得清楚，在西周也不可能是合在一起的。“王城”是政治中心，而“成周”是军事中心；成周营造在前，是几代东征基地，故以“成周”作大名。

《杨向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