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

在1948年的文章中，科迪厄斯注意到，“汤因比《历史研究》带来的‘挑战’得到了官方的历史学术嘉奖，可以预见到，这将招致某种抗议。”学者们确实一直在“磨笔霍霍”，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充分的批评。从纯正的学术观点来看，可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ieter Geyl）在他的著作《与历史学家的争论》（Debate with Historians，1955年）中谦逊却有力的批评。但是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文汇》（Encounter，1957年6月）的数页篇幅中风趣且不留情面的攻击，可能对汤因比的声誉——尤其是他在英国的声誉——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罗珀描绘汤因比是以赛亚一样的先知，奚落《历史研究》是一种《圣经》，预言其将开创名为“阿诺·汤因比纪元”（Anno Toynbaei）的新千禧年（“就这篇文章总体而言，不予置评。”这是汤因比在他的《重思》[reconsideration,《历史研究》第12卷,1961年]中作出的简要回应）。历史学的同行们被来自新任命的牛津大学皇家史学教授（即罗珀。——译者注）的判断所动摇，对汤因比弃之不顾，在校学生们被严格地警告远离汤因比。在北伦敦语言学校时期，当老师将盖尔的《与历史学家的争论》作为我的六年级历史课奖励，而我紧张地记下我对汤因比的兴趣时（我被古典学老师介绍而知晓他），我本应该感觉到当时正在风行的是什么。这种情况可能阻止了我对汤因比的兴趣。后来，作为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我，很快从老师们脸上风趣且高傲的微笑中了解到，要避免一切对汤因比的引用和参考。

在相当长时期内，汤因比的巨著在书架高层无人问津。在这样的时期之后，最近我已经回归汤因比。我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一种重新恢复的兴趣的刺激——并非对他本人，而是他的“文明”观。这一观念如同汤因比本人，长期被专业学者们嘲笑。这种兴趣的恢复通常容易追溯到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7年）的出现。这已经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西方与他者》（Civila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 2011年），以及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其他学者最近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持续。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抵抗威胁其全球文化、经济、政治统治地位的其他文明的一种防备。这就是重振文明研究的兴趣的一种动力。另一种动力是更加普遍的恐惧，如同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的《文明：文化野心和自然的转化》（Civilizations：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2002年）所揭示的，整个人类文明事业可能会被我们对自然的无意识态度所渐渐破坏。所有“单一的”文明的命运，可能都安危未定，而非其中某一个而已。但是无论是单个文明还是所有文明，有一些观点较好地将我们带出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和沉思，对所有上述思想家们来说，存在着重拾这样观点的紧急需要。

不管起因是什么，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明的回归，难道不也是回归汤因比的一个理由吗？汤因比当然是20世纪最好的文明研习者，也可能永远都是。科迪厄斯当然是这样认为的，他将汤因比与先前的思想家们相提并论，如黑格尔、康德、伯格森、斯宾格勒等人。你可能并不同意汤因比对21个文明的列举；你可能发现，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挑战与回应”的公式肤浅且无法令人信服；你可能会质疑那种判断——所有文明的进程可以在古希腊或古希腊-罗马文明中被发现，似乎这是骗人的。有大量来自汤因比的词汇，比如“压力的刺激”、“统治性的和创造性的少数民族”、“麻烦的时间”、“长期的无产阶级”、“全球国家和全球教会”，这些导致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些人也会对有时候做作和异想天开的，来自机械、物理和生命科学的类比和象征感到反感。

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个一般性的框架和观念作何评价，即便是只读过一点《历史研究》的人，没有谁会怀疑能在其中找到丰富的材料和思想财富。从许多方面来看，汤因比在局部的表现胜过整体。就他而言，部分优于总体，砖石要比整幢建筑更加坚实。著名的全球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写过一部令人满意的汤因比传记，曾经说过“汤因比智慧程序的核心总是洞察力的灵光一闪”（汤因比在《重思》中以明显同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在如下这些例子里看到：汤因比宣称，希腊东正教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分裂，几乎灾难性地被基督教攻击削弱，奥斯曼帝国则是希腊东正教的救世主，这一观点与所有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相悖，无论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另外，关于中世纪苏格兰如何变得“英国化”，他有艺术家式的解释：苏格兰王国与南方的诺森伯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通过联合来抵挡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威胁，然后使得爱丁堡成为首都，英语和英格兰式管理成为皇家统治的关键特征（在苏格兰全民公投的背景下，这是值得今天重新研究的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对汤因比而言，洞察无疑来自对诸文明的精巧比较，这些洞察一直在他的大脑中运行，无论这样的比较是如何具体和精细。比如，他将奥斯曼帝国理解为阿拉伯人的伊斯兰遗产的后继者，以及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这一点使得他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的保护性态度（以及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希腊的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者强制性地向本国国民强调帝国的穆斯林特征）。就像我们或许可以思考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汤因比能够思考六千年历史中所有见诸史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继承。这样的比较，与他提出的所有文明的“哲学当代性”一起，使得他能够从一个不寻常的视角观察相似的片段和问题。“哲学当代性”，指所有文明能够被视为“当代的”，它们的贡献依旧是相关的，因为六千年文明历史仅仅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可能不会享有那样的视角，当然我们所有人可能缺乏足以运用那样系统性方法的学识。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从《历史研究》的果实中受益，这里散落着许多独特的洞见（这就是为什么索默维尔[D.C. Somervell]著名的、极具技术性的节略本无法替代《历史研究》的全本，这个节略本得益于汤因比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博尔特[Veronica Boulter]编纂的浩繁附录）。

那些被《历史研究》的篇幅长度和内容密度吓着的读者，可以转向一些精彩的课程和论文。在《文明经受考验》（Civilization on Trial）、《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和《美国与世界革命》（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这样的著作里，汤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达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并没有忘记收入一些赋予《历史研究》吸引力的案例。汤因比不知疲倦地写作和出版，不仅创作了巨著的系列分卷，还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顾问的身份，三十年来一直在编写一年一度的国际事务调查报告。他写作速度很快，经常在旅程中进行。《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是此类著作中的一种，可以作为汤因比观察事物的方式的最终范例。这种方式就是，从一种文明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对某个特别的问题或疑惑的理解。

1929年到达北平时，汤因比感受到“理所应当的震惊”，被提醒认为：北平一点也不古老。比如，那里完全没有13世纪元朝留下的实物标记，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元朝按照传统的中国轴线来设计和建设北京城，实际上影响巨大（当时北京被称为大都，巨大的都市之意）。紫禁城的帝王宫殿由15世纪的明朝创造，延续了忽必烈的计划，曾经被多次毁坏和修复，尤其是自1911年清王朝崩溃以来。汤因比设问道，当时一个“拥有这样有限物理年龄”的城市，如何创造了“无法追忆的古迹”？因为北京反映了一个古代亚洲城市的“理想类型”，如同曾经被修建、已经消失的巴格达古城和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巴比伦古城一样。“北京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人们用肉眼所看到那座实际存在的城市，而是她的‘理念’在天上的原型——蒙古人所营建的那座城市是她的一个化身；而明代人所营建的是另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化身。”在此一个月或更早以前，汤因比站在巴比伦古城的遗址上，发现自己无法重新想象这座城市，因为几乎毫无遗存。“我困惑、失望地离开了巴比伦，完全没想到，几周后我会注定在北平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巴比伦城。”

紫禁城

随后，汤因比被紫禁城以及天坛等其他著名建筑的残旧状况所震惊。如果它们得到哪怕一点关心，“其维护费通常是由某位具有公益心的美国赞助人所捐献”。他记录道：看起来“似乎故意破坏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深远的思考使他再一次确信，物质的、材料的、真实的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并不关心古老人工制品的保存或精心的保护。再一次，他想到了一个用于平行比较的文明：莫卧儿帝国的印度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新王朝修造一个新德里并毁掉上一个德里”是正常的事情。这与日本人不同——他们与欧洲人一样，热衷于留存。对中国人和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而言，“对于转瞬即逝的‘物质性遗产’无动于衷或者充满敌意的表现，也许就是他们对于永恒理念那积极的崇敬与爱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就上述问题赞同汤因比的意见并不重要，尽管他的观点与那些顶尖汉学家——比如最近的李克曼（Simon Leys）——的观点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合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重识汤因比方法的精彩性和丰硕成果，这是文明研究的视角能够指向的洞见。现在到了回归文明研究的时候，阿诺德·汤因比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