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分裂。在这漫长的分裂时期，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但是与此同时，旧的思想桎梏解除，思辨哲学发展；佛教传入，带来新的信仰和文化元素；道教不断改造，神仙体系完善；代表当时主要自然知识体系的阴阳五行继续发展，呈现出新的形式；各种知识和信仰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中华文明呈现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场景。这三百年中形成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体系，为此后的文明发展轨迹指明了方向，很多其后的中华文明的要素，都可以从这段时期找到源头。从这个角度讲，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知识和信仰世界再造的重要时期。除了风云变幻的政治起伏、复杂精细的制度变迁、各种族群的离散聚合，以及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之外，这段时期的知识世界和信仰世界的重塑，恐怕是不可忽视的历史面相和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笔者希望通过下面三个具体的方面勾画出一些粗浅的线条，或可由此更加直观地呈现上述观点。

第一，佛教带来了新文化基因。我们一贯将佛教史视为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分，但是若换一个角度看，魏晋南北朝也是佛教在亚洲大陆兴起和传播中的一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是宗教信仰的传入与传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也带来了几乎全面的知识和观念的革新：地理知识、宇宙观、生命轮回、语言系统、新的艺术形式、风俗习惯、城市景观等等。这种文化融合和再造，还不仅仅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而是高度发达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磨合。仅仅从政治史的层面讲，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数百年中，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方面。又比如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看，佛教兴起之前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分为“官”“民”两种空间，国家祭祀的礼仪空间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出现之后，在官—民的结构之外，提供了双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间的场域；城市空间在世俗空间之外，也出现了宗教（神圣）空间。从《洛阳伽蓝记》中，我们可以生动地读出这种变化带来的城市活力。

这种空前的文化融合局面，也有极其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支持。目前看来，规模庞大的宗教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具潜力的大宗文献之一。而且，我们对于汉译佛典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过于低估，给将来留下巨大的研究空间。早期的佛典没有文本，是口耳相传，最近的研究，比如辛嶋静志对犍陀罗语与大乘佛教的研究证明，大多数学者所了解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添加、插入的结果。这些最早写于公元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

第二，不同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高度融合。文化的冲突、融合，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带来的是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佛教与中土文明的冲突，其复杂性和重要性，仍然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审视。除了在佛教依附玄理、佛道竞争、孝道、拜不拜君亲、神灭神不灭、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等话题上的讨论，其实佛教进入中国之初，就已经中国化了，并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固有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课题上，有很多层面的问题以往被忽略了，比如，佛教与阴阳谶纬的关系。两汉时期，谶纬学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体系中最为宗教化的一部分。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面对着这么一个高度系统化的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一套意识形态学说），所以我们看到，最初的佛教译经，就开始大量借用阴阳五行的词汇和概念，来表达佛教的教义和学说。比如《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就用一套祥瑞的逻辑来解释释迦太子的出生。正如安居香山等人的研究，佛教高僧多研习六经七纬、阴阳术数。佛教思想和谶纬传统的结合，发展出佛谶等新形式。直到武则天时代，她的《大云经疏》仍是托名佛经、带有强烈谶言色彩的文献。疑伪经的生产过程中，也受到谶纬的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纬书为核心的一套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知识体系仍在持续发展。甚至有往其他知识和信仰体系渗透的倾向。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儒家思想，乃至民间文化，都能够看到阴阳术数的元素。这套将人类社会的运行轨迹，跟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相比附的学说，试图从人类自身之外找到解释人类社会的逻辑和真相。很多脱胎于各种知识和信仰系统的谶言，开始逐渐脱离纬书，跟道教、佛教相结合，继续影响着当时的历史画面。这种影响不但是政治和思想上的，而且对当时的自然知识发展，乃至文学写作都有深刻的影响。比如江淹等人的写作，就受到这种知识的影响（参看松浦史子的研究）。关于佛教，汤用彤讲：“北朝经学上承汉代，本杂谶纬。而元魏僧人，颇兼知术数，则亦汉世佛道与阴阳历数混杂之余绪。”（《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可谓真知灼见。不过不同知识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及这种冲突和融合对文明发展和历史起伏的影响，仍需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

第三，与域外文明高度关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姿态。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草原文化对本土文明的影响，这种开放性还体现在中华文明跟中亚等地区的联系，逐渐超越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层次。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也包括各种宗教信仰和围绕这些信仰形成的观念、习俗和符号等等。比如宗教信仰的兴起，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敦煌和云冈的壁画和雕塑成为文化珍宝。人们从相信死后灵魂往东前往泰山，转而执着于往生西方净土。随着龟兹等地的中亚音乐的传入，中土音律的宫、商、角、徵、羽五音音律固有的缺陷被不断挑战，“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以琴瑟、钟磬为乐器的时代过去了，音乐进入了新的时期。

中华文明更加紧密地和中亚连在一起，各种思想和信仰元素沿着这条路线输入中土。粟特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土兴起——这种兴起不但是商业贸易、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中国成为这些宗教体系和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而使中国的思想和信仰，可以在更大的亚洲史或者全球史的框架里得到理解。比如佛教是在中亚和大犍陀罗地区重新发展和改造后进入中国的。所以通过对犍陀罗佛教文献和图像的研究，可以转而理解中华文明本身。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更能理解贵霜君主迦腻色伽的遗产，理解曾矗立在洛阳的永宁寺的意义，等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这一时期有关佛钵（Pātra）的观念。汉文文献记载得很详细，公元4到5世纪，乃至到6世纪初，存在一个去布路沙布逻（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礼拜佛钵的热潮。也正是在4、5世纪，出现了大量佛钵与中土各种因缘的观念和传说，甚至出现了《佛钵经》之类的伪经。随着西行巡礼佛钵的盛行，有关佛钵的宗教、信仰、政治意涵也逐渐传入中国，习凿齿在给道安的信里，念叨着“月光将出，灵钵应降”。这一过程跟文献记载及政治宣传中提到有关佛钵的观念相表里，进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乃至掀起了一场场的政治风潮。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各种知识和信仰体系互相激荡、影响、融合的时代。通过数百年的融合与再造，中华文明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知识和信仰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演进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