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秦汉、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具有“政治分裂与地域性增强、周边民族内迁、社会流动与大规模人口迁徙”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村圭尔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来高峰林立，近年来又在中外学人的共同推动下日趋精细化。那么，在似已题无剩义的焦虑和困境中，2021年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是否又有新的突破?下面对一年来的主要论著进行学术回顾，略分为国家与政治、社会与文化、边疆与域外(即“上”“下”和“外”三个层面)进行评述总结。

一、聚焦于“上”：国家与政治

关于十六国北朝皇帝权威、正统性、王朝象征的研究持续升温，学者关注的焦点仍集中在直接或间接体现皇帝权力的祭祀与礼仪、巡幸与宴会、行政与财政体制、宫殿与禁军等方面，也有学者从北朝走向胡汉融合的历史趋势的角度考察中古国家面貌。质言之，这一部分属于传统所谓政治史、制度史、礼制史等，即居于“上”者的研究。

关于北朝国家及其与隋唐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入研究者视野。钟焓《“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史学月刊》第7期)商榷了唐朝是“拓跋国家”的观点，认为唐朝皇室族源的核心是一度鲜卑化的汉人而非鲜卑人。该文注意到中古不同族群的政治地位和心态差异，以及北朝隋唐国家核心集团的华夏化趋向细节问题，对于中外史家观点旁征博引，研究视野较为开阔。苏航《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和民族凝聚》(《历史研究》第4期)论述北朝以“汉化”为主导的“多元一体化”最重要的历史结果不是“民族同化”,而是“民族凝聚”,亦即各民族通过在高阶价值上的同构化，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中原“大传统”与权威文化的结合，无疑是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该文是近年比较少见的由理论推动而非由史料推动的中古史研究。其与钟焓一样都反对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拓跋国家”学说，强调厘清文化变迁主次，不能忽略关陇集团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族裔和文化背景，以及统治阶层的权威价值结构已经与中原“大传统”合流的事实。

关于皇帝巡狩、祭祀、个人生命史，仍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刘莹《文成帝和平二年南巡史事再考——以〈南巡颂(并序)〉为中心》(《历史研究》第3期)揭举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保存的高允《南巡颂(并序)》文本，考证此次南巡活动的历史细节，并从衡水之宴的记载推测北魏前期交聘宴会的仪式场景，将文成帝南巡活动视为北魏游牧传统和华夏政治传统元素的融合。李磊《历史论述与地域统合：刘曜的国号选择与十六国新法统之创建》(《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具体处境考察定国号为赵对政权建构的意义，推测“赵”与司马颙王号、司马颖统治区存在关联，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关中流人，且可接续北单于、汉皇帝之法统，还断言刘曜亡命朝鲜有“传奇性”,但未予论证。侯旭东《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史学月刊》第8期)从刘渊个人具体政治际遇来理解其对于晋朝天下秩序的观感，以 及在八王之乱中之所以能够与五部匈奴取得联系的原因，既分析被动的因素，也揭示刘渊个人的主动因素，与阶级矛盾分析中的必然性结论不同，具体论证有史料辨析和史学理论底色，使一些常见史料和已知事实展现出新的历史面相和人生启 发。

汉唐的政治体制演变是中古史研究优势领域，学者继续奋力探索贯通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楼劲《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观察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总结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的变化，将其根本原因归于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却主要源自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揭示汉唐间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后期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杨际平《论北朝隋唐的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为旧题新论，探究《地令》或《田令》是土地制度还是法规，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传统问题。该文综览新旧史料，交织中外学人观点，揭示北朝《地令》体现了土地国有理想与土地私有现实的矛盾，而北魏、北齐实施的是鲜卑拓跋族聚居区授田制、汉族聚居区限田制的双轨制。《地令》或《田令》只是上层建筑中的法规，不决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未改变古代私有土地的绝对优势地位。王万盈《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史学集刊》第5期)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探讨北魏国家治理问题，通过分析平城、洛阳时代财政体制，认为随财政体制的转型和完善，国家财政收入虽一直上升，但财政体制的南朝化等导致官员数量激增、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军费开支猛增，加上土地制度弊端导致财富聚集于少数人，致使财政问题丛生、危害国家发展。

魏晋南北朝都城布局和宫殿、禁军相关问题关乎政治中心，同样得到学者持续关注。陈苏镇《魏晋洛阳宫的形制与格局》(《考古学报》第3期)广罗文献史料，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勾勒复原魏晋洛阳宫的空间形制和历时变化。作者由对东汉洛阳宫研究积淀延伸至此论题，在宫殿功能研究上注意场所、历史人物、历史活动动态联系，较少拘泥于物质遗存本身；他的《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第3期)还在此基础上探讨洛阳宫禁军制度，搜辑、细绎文献史料碎片，增加对相关制度的知识。赵永磊《晋宋时期的洛阳城与魏晋太极殿所在基址辨析》(《考古》第10期)则关注晋宋占领洛阳特殊时期的太极殿，综合多种文献细密辨析魏晋洛阳城宫殿、宫门、殿门等，洛阳城考古发掘资料的运用则旨在探究宫城格局，与文献配合相得益彰。牛润珍《东魏北齐邺京部行里坊与网格化管理》(《历史教学》第6期)在作者以往邺城形制研究基础上再向前推进，通过古籍、墓志资料，梳理邺京六行、五十五里、九坊等史实，揭示部、行、里、坊四级按地块区划分级设官管理的体制。

国家礼仪、皇帝祭祀、宫廷乐舞也多在政治中心举行，关于这些问题同样有新的研究。赵永磊《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学术月刊》第1期)分析东晋南朝、十六国明堂与汉魏明堂的关系，探究正朔相争背景下平城明堂形制与《月令》明堂的关系，揭示孝文帝塑造华夏正统的政治心态。刘凯《清整与转化：北魏杂祀简考》(《东岳论丛》第4期)将北魏杂祀界定为不被中央政府掌控的淫祀和地方祠祀，认为北魏杂祀与王朝正统祭祀随形势变化常发生逆转，北魏强势的杂祀政策背后是皇权及其政治意图。杨英《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史学集刊》第5期)选取曹魏、西晋郊礼，重新审视中古礼制史的两次变革背后的理论依据。牛敬飞《两汉魏晋庙数刍议——从西晋“太祖虚位”谈起》(《孔子研究》第1期)总览汉唐皇帝庙数变化，指出在注意不同经学流派影响庙制的同时，不应忽视历代皇帝突出皇权的政治诉求。

二、探索于“下”：社会与文化

在中古中国内部，居于上者为皇帝权力圈层和国家行政体系，而居于下者则为广大社会阶层，他们的文化即生活方式是中古史研究另一大宗。举凡社会经济、社会阶层、思想信仰与知识文化、艺术皆可归入此列。不过，国家政治的影响有时显得无所不在，未必都能将“上”与“下”完全区隔，如此划分当然只是叙述方便而非历史事实使然。

社会阶层、社会经济方面，学者注意多方利用新史料，揭示长时段问题或具体史实问题。例如范兆飞《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应包括墓志的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的近世祖先婚娶职状，以及墓志铭序和志铭等正文部分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陈鹏《北朝碑石所见“民望”“平望”考》(《文史》第3辑)对于将北朝碑石题名中的“民望”“平望”视为朝廷评定的士族郡姓、部族酋长的说法提出商榷意见，视其为北朝地方中正评定包括地方士族著姓、非士族的豪强和部族酋豪在内的乡里大姓的结果。

社会经济方面，张荣强《〈西凉建初籍〉与魏晋时期的职役户籍》(《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认为《西凉建初籍》的性质并非民籍，而应是敦煌行政机构编造的郡县兵户户籍。胡鸿《且停酪酒度荒年：释北魏正始四年禁河南畜牝马》(《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针对北魏禁河南畜牝马之事，论述禁断畜养牝马是为节约粮食应对灾荒，而河南畜养大量牝马旨在向洛阳北族上层社会供应酪酒；引入汉、唐、元时代相关记载，推算牝马数量和谷物消耗量，揭示酪酒的高昂成本，进一步提出北魏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型是多层次和不均衡的。王东洋《大运河与大一统：北魏洛阳时代的水运建设及其意义》(《暨南史学》第22辑)论及北魏孝文帝胸怀大运河理想，努力构建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认为孝文帝的大运河理想是实现大一统理念的战略支撑，并对隋唐大运河有深远影响。

关于社会文化，诸如史学、文学、知识信仰、地域文化方面都有基于文本而展开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新研究。

史学方面。廖基添《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研究者常常采信的《魏书》北魏国史系统明显失实，原因在于拓跋珪建立帝业后精心掩盖早年经历和创业中的屈辱；他的《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认为《北齐书·神武纪》已非简单的美化，而是对若干史事的发生时间与先后顺序有严重的篡改，把高欢统领六镇余部的时间推到讨平步蕃之后，又把高欢入信都的时间提前，还刻意隐匿了部分历史背景和细节。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上海古籍出版社)从魏晋南北朝史籍与史学内部入手，分析各史体例、取材、编纂方式，探究官修史运作，集中对“二史八书”文本及其生成进行梳理。

文学方面。吴怀东《论曹植〈辨道论〉的思想立场与现实指向》(《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认为曹植《辨道论》作于与曹丕争夺太子失败之后，具有记载曹植政治活动、反方术思想内涵，揭示曹操招致方士的政治目的。陶禹《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生成与演进》(《文学评论》第1期)揭示汉晋都邑赋文体内容上备载一方山川建筑、风物英杰，写法上突显空间次序和分类铺排，具备与志书相似的“方志性”。范子烨《佳节里的商山之思——陶渊明〈蜡日〉诗发微》(《文学遗产》第4期)针对陶渊明“《蜡日》诗无蜡”的疑问，提出该诗主题实非仅写节日活动，并结合晋宋易代历史变迁，揭示陶诗深隐的政治表达背后作为政治遗民的隐士精神。邱亮《谢灵运摩崖诗刻辨伪与考佚》(《文学遗产》第5期)考证浙江丽水谢灵运摩崖两处诗刻，认为青田诗刻确为谢氏诗作，却系唐开元大历间伪刻，不过业已成为历代诗人心中真品；缙云诗刻最早见于李白诗注，但其地久佚，通过明人等文献考出在今小赤壁上。该文考证精巧，诗文与石刻材料互动，真伪互相参差，予人以历史纵深多变起伏之感。李猛《〈法宝联璧序〉与南朝文学集团的产生》(《文学遗产》第2期)从梁代萧绎所撰《法宝联璧序》入手重新挖掘文本信息，论述萧纲各时期僚佐编书之举亦流行于南朝宗王之中，南朝公督府僚佐已成为大部分士族迁转必经之途。

知识与信仰方面。中古信仰背后的政治意涵得到多面相揭橥。孙英刚《佛教与谶纬之间：〈马宝颂〉所见梁武帝时代的信仰与王权》(《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提出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外来佛教转轮王理念的政治表达方式，并未局限于《马宝颂》产生的这次宫廷聚会，而是弥漫于整个萧梁时代，揭示当时信仰、思想、文学与政治世界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魏斌《传说与历史：并肆地区的北魏皇帝遗迹》(《文史》第2辑)分别考察孝文山、宁武天池、五台山三地关于北魏皇帝避暑、巡幸传说和相关祭祀、信仰遗迹，针对其文献无载、难以确证的困境，将视角转换至分析背后的区域历史脉络和历史情境。作者广泛调动起北朝至宋辽各时代文献和碑刻史料，揭示这些地方往往与牧场有关，基于北朝主体视角，借助民俗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剖析这些晚近时期史料中蕴含的北朝胡汉、农牧交错融合的历史变迁线索。胡鸿《寇谦之的密码——一个宗教叙事的解读》(《文史哲》第6期)针对《魏书·释老志》所载寇谦之入魏廷前经历的两次“大神降临”事迹时间安排问题进行剖析，将其中的时间巧合解读为精通历法的寇谦之的人为设定，揭示寇谦之主动寻求与北魏政治的联系，特别是其从道教立场参预北魏合法性建构的隐秘过程。吴晓丰《星象中的官制史：执法、上相与汉唐间的宰相制度变迁》(《文史》第3辑)提出超越以往关注某一星象特定事件的研究，展开跨时段探究星占知识更新过程的新视角。董刚《释汉赵刘曜光初四年玉石谶——兼论刘、石之争》(《学术月刊》第8期)通过稽考刘均的灾异型解谶(汉赵败亡于石赵)的知识基础，还原出当时主流的祥瑞型解读(汉赵兴盛),揭示谶纬因素对于早期中古社会的深刻影响。严耀中《北朝碑铭里的俗人维那》(《文史》第3辑)通过广泛揭举石刻资料，提出北朝碑铭题记大量出现的俗人担任“维那”问题，将视野推至北魏王朝与佛教的动态关系中来。由是观之，中古皇权与知识、信仰的交错联动的更多具体内容今后还将得到进一步深入讨论。

地域文化方面。考古学角度，张科《武汉市武昌区南朝刘觊墓再研究》(《考古》第12期)认为刘觊墓所出买地券表明郢州地方大族对于建康丧葬文化的认同，推论至迟在刘宋早期江陵大族已出现向建康士族看齐的情况。对于南朝最具典型意义的建康墓葬，张科《南京地区南朝墓葬的阶层划分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认为南朝墓葬相较东晋阶层序列更为细化和固化，其背后是皇权政治的抬头。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围绕南朝政权的建康化和南朝军镇的独立化问题，从政治、经济等领域考察作为政治中心的建康与军事区域的都督区在实力上的此消彼长，突显南朝在空间结构上的“内”“外”对立。

三、透视于“外”：边疆和域外

中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虽然处于分裂时期，但是南北文化交融、民族融合、中外交流都进一步增强。关于中古边疆人群和政体的研究、中外交流的研究，近年来持续“开疆拓土”,2021年同样不乏新的亮点。

关于边疆的人群、政权的研究既有对汉文史籍的重新发现，也有基于新出文书、考古发掘的全新探索。例如，关于稽胡、柔然、高车等游牧人群的研究，在汉文史料的整理研究之外，也不乏利用新出非汉文史料的考释。王石雨等《高车首领称号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归纳文献中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探讨其源起、含义等问题。刘莹《北朝稽胡的“统一”》(《唐研究》第26卷)描绘北朝河汾流域山居诸胡由多样化的族群名号逐渐统合为稽胡的演变过程。于子轩《柔然文小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考察了国外两种最新释读的出自鄂尔浑地区的突厥第一汗国时代碑铭，即布古特碑婆罗米字母部分和回斯·陶勒盖Ⅰ碑的书写语言是柔然文，揭示柔然文的发现对于中古北族史的重要意义。非汉人墓志的层出不穷，也为“边疆”人群和政治体研究提供助力。李宗俊《隋郁久闾可婆头墓志与柔然王族相关问题》(《石河子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慕容祖先莫护跋、木延与柔然始祖木骨闾的姓氏都是“慕容”的不同汉译。

边疆考古、文物研究的积累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支撑。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第2期)探讨吐谷浑灭国之后选择武威南山为其王族“先茔”与该地一直为吐谷浑人的旧居地有关；吐谷浑王族墓选址山梁、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反映出本族的文化属性。窦知远《浅谈河西地区鲜卑吐谷浑部与党项拓跋部的族群融合》(《文教资料》第18期)结合2019年甘肃武威天祝县境内发现的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慕容智墓、2013年陕西延安吴起县出土的《拓跋驮布墓志》,讨论了党项拓跋部与鲜卑吐谷浑的杂居和融合关系。葛承雍《门扉胡人：中古墓葬石门上的别样艺术》(《美术研究》第4期)探讨了中古时期墓葬石门上出现的各种胡人、蕃人、“神人”艺术形象，认为其反映了从汉魏至隋唐胡汉文化碰撞乃至逐步融合的进程。

基于问题、方法而产生的新研究。范恩实《高句丽史上的外来族群问题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通过总结族群理论提出外来族群人口如何融入高句丽的问题，对于高句丽内部族群结构及与东北民族关系研究有一定推进。利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的研究引人注目，如周亚威等《北魏平城时期星港城遗址的人种类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大同平城时期出土男性颅骨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在人种成分上表现出更多中原汉族人的特点，反映出拓跋鲜卑南下的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

域外文化交流研究精彩纷呈。例如，如何理解在中国发现的中古时期的西方特色文物?显然，若要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明，除汉文史料和传统中国史的观察，还要以欧亚视野，一并关照非汉文史料、非汉族人群、外来文明，从欧亚看中国，在中国发现欧亚文化要素(冯立君《在中国发现欧亚》,《读书》第6期)。罗新《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云冈研究》第2期)通过比较内亚人群的大祭礼仪，如突厥、契丹、蒙古、清祭天礼仪，论证内亚文化的连续性，特别是拓跋祭天方坛木杆并非汉字“主”所示祭祀对象，而是内亚传统祭祀用以悬挂牲体的木柱。这一个案研究强调重视内亚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国历史的丰富性。

从出土文物、新见史料剖析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面相，是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路径，其研究落脚点往往是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的输入。何利群《邺城遗址出土北齐石塔及相关图像的探讨》(《考古》第5期)分析了2012年邺城遗址出土的北齐单层覆钵式石塔，揭示主尊坐佛为受笈多文化影响产生的北齐新样式，石塔与龟兹地区流行的塔型近似，是北齐与西域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马伟《固原考古所见北魏至隋唐墓葬中的萨珊钱币葬俗——兼论萨珊钱币的分布变化及动因》(《形象史学》第2期)考察固原出土萨珊钱币及相关葬俗信息，认为该区域萨珊钱币并非直接来自波斯本土，而是受入华中亚粟特裔群体的影响并用于丧葬习俗，后期又受到汉地习俗影响有融合趋势，其传播路线则突显出北魏至隋唐时期经由原州的丝绸之路的畅通。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落脚点并非中国受外来文明影响，而是中外交流互动或是汉唐文化对外影响。例如，吕博《〈梁四公记〉与梁武帝时代的文化交流图景》(《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剖析唐代传奇《梁四公记》文本，揭举其中包含的南朝梁武帝时期欧亚大陆各地交通往来的众多信息和历史记忆。又如，罗帅《汉佉二体钱新论》(《考古学报》第4期)结合近年新出于阗造汉佉二体钱币，论述汉佉二体钱出土情况、年代与性质、发行前奏和余波等问题，并围绕汉、贵霜、罗马等多边关系考察欧亚东部陆海贸易视野中的于阗钱币使用背景，使这一钱币的系统知识向前推进一步。周裕兴、朴淳发《六朝与百济考古论稿》(光明日报出版社)是中韩两位专攻六朝与百济文化关系的考古学者历年研究集成，分为都城与墓葬、文物考证、文化交流三个专题，总体上使百济与南朝关系脉络更加清晰，突显出中国文化对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多方面深层影响。

四、总结与反思

学术贵在推陈出新。综览2021年魏晋南北朝史成果，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不论是“上”“下”,还是“外”,在传承前贤研究的传统之上都各有新意。那么，在创新研究上，有哪些值得反思和借鉴之处?或者说，这些精彩研究背后有怎样的路径启发?

其一，史料的驱动。陈寅恪1935年对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有过巧妙论说，强调必须熟悉旧材料，才能利用新材料，“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6页)。回顾2021年的研究，从数量上而言，中古史整体研究创新，最主要的驱动力仍来自新史料。当然，新史料既指新见史料(如新出文物、石刻碑志或新发现史料),也包括对传统史料的重新发现。前者各领域都有成绩，如学者对新见文本信息的发掘等，后者如对汉唐正史文献贯通的见解、对高句丽史料通盘的检讨等皆可为证。这些佳作还表明，只有新史料的运用与新问题的发现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近年以碑志为代表的新出史料不断涌现，如何思考利用新史料解决历史问题应是学界继续探索的课题。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动向》(《史学月刊》第4期)总结了近十年碑志研究的三种主要动向，表明学界在不断自觉反思。

其二，问题的推动。毋庸置疑，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前沿研究，“问题”永远都是学者在茫茫学海勇敢探索的灯塔。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重要学术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学术推进，因为前贤的精耕细作常给人以题无剩义之感，发现问题的难度比其他开垦相对较少的断代或领域更大。令人欣喜的是，2021年的新论著中仍然有不少问题式研究。例如关于唐朝拓跋国家的论辩、关于北魏祭天的研究，学者们基于对旧史料文本的细绎深掘，实则也是以问题思考推动的研究。学者们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充分对读，推进相关问题似也可视为问题意识调动史料的研究类型。问题式探究的更多积聚，或将引导学者们沉潜思考，着眼于重要课题，集中全力攻关，而不是追逐新史料做短平快的研究，这有利于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

其三，领域的开拓。这一路径在诸如边疆民族、域外交流论题的拓展上尤为显著，有些是在先行研究积累之上的飞跃，有些则受到新资料频出的刺激，有些是学者个人长期坚持“冷僻”研究的结晶，特别是在中国边疆学、亚洲文明互鉴等具体论题上有不少新研究。边疆与域外领域归入“外”,实则也有暗示其受到冷遇、被视为边缘之意，这与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广泛存在的中原中心观念有一定关系，但是与秦汉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型政治体和文明综合体事实不相适应，中国历史的研究内容应该囊括并重视中原与边疆、域外的互动。魏晋南北朝是民族活动活跃期，近年来边疆民族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队伍得到扩大，加之边疆考古、中外学术交流等客观因素的推动，边地族群和域外文明的探讨成为显著的学术增长点。不过，从中国边疆全局来看，2021年的相关研究尚未展现出全方位出击的力量，例如海疆、海岛问题，南方民族问题，非中原中心的文化交流问题等，都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其四，理论的创新。中国史研究相对而言或多或少地有理论色彩淡薄的特点，不过近年来的学科交叉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一固有印象，历史学理论方法及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常常被引入具体研究，带来新的气象。202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探索成绩颇令人振奋，虽然总数不多，但值得继续关注。例如，有些关于北朝史的探究是站在大量中外社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思索，有“见山不是山”的意境；有些研究从民俗学角度介入，对北朝乃至唐宋有长时段探究；有些研究变换视角，对于政治人物进行生命史探究；有些研究对中国出土西方特色文物有总体思考、具体考证。这些研究带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同时又都与传统研究论题联系紧密，焕发出全新的研究活力。

创新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保持水准的根本之道。要实现持续创新，一方面要坚守前人提出的“新研究”之严格标准，在多种创新路径中不断寻求突破；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培育未来的学术接班人和人才梯队，确保优秀的研究者源源不断加入，保证高质量的新作品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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