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胜义雄（1922-1984），是日本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学界久负盛名，国内已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论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为读者所熟知，这里不烦多作介绍。而他的另一部名著《魏晋南北朝》，则将于近日由楚尘文化出版中译本。身为译者，我必须要说这次的译介工作是一次难得的，兼具精神探胜与感性激荡的经验；在合卷终稿之余，刺激感仍久久未能平息。故书此小文，期与读者先尝鼎之一脔而已。

与《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不同，《魏晋南北朝》并非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论述的学术论著，而是讲谈社《中国の歴史》系列中的第三卷（初版于1974年，2003年出版文库本），换言之，是一部六朝史概说性的著作。了解日本学术的读者或许知道，日本这类系列性概说书与中国习惯的教科书式写法不同，大出版社策划的系列往往具有很高的学术性，邀请著名学者撰写，编辑与作者群之间密切讨论互动，以确定论题、内容和写作方式，其成品足以视为对此前研究的前沿性总结。而这部《魏晋南北朝》在日本学界的评价更非比寻常，岛田虔次誉之为“目前能入手的概论中最高明者”，是“将基本完成形态的川胜中世史，以饱满的篇幅作平易叙述”之作（《中国人の歴史意識》编后语，1986年）。时至今日，距离岛田虔次写下此言的时节，又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而该书出版更已是四十余年前的事情。但这一评语远未过时，在我看来，本书仍然堪称是至今为止最为分量均衡合理、论说精粹独到的一部魏晋南北朝史概说之作——这也就是我如此盼望将其译介给中国学界的原因。

讲谈社《魏晋南北朝》

一、“基础性研究”的魅力

翻译外国学者的这种中国史概说书，到底有何意义呢？如果只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事件叙述一遍，那么中国自己固有的教科书早已汗牛充栋，又何必多此一举，嚼饭哺人？不过，正如宫崎市定曾经感慨过的一样：优秀的概说性著作，并不只是既有知识的归纳介绍，其本身就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宫崎市定《中国史·序言》）。而本书正可以说是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基础性研究”的魅力。

然则，概说书作为综合性的“基础性研究”，又与单篇论文、专题论著的区别何在？在我看来，有两点可能最为重要。其一，是无需斤斤计较于形式，不必摆出一副“西装革履”的姿态，生怕被同行讥为无根游谈而不敢越论题之雷池一步。须知学问一道，除了对某一专题作精细严格的资料搜集、逻辑论证之外，更有学者自身积数十年之功游心于书海人世之中，而形成的种种思悟直感。对于大师级的学者而言，这些直感往往如同浑金璞玉，隐含着重大的学术价值，但人生而有涯，举毕生精力而能达到完成状态的研究，未必能及学者腹笥之百一。于是这些直感便无法在专题研究中求得容身之所，而不得不停留在脑洞空想的形态，随着斯人之逝去而湮灭无余。在这种情形下，概说书便成为一个方便的阵地，尽可以随文发挥作者历年胸中积蓄，读者非但不至于像论文审稿人一样对形式求全责备，甚至能从这些灵光闪现之处获得更多启发。其次，同时也与前一点关系密切的是，概说之为概说，必定是针对一个相当宽阔的领域进行论说，这势必要求作者综合各种专题研究加以调和取舍，高明的作者更会在此综合基础之上，思考那些专精研究的题中所无，不必、也往往不能触及的“大问题”，通过熔铸贯通已有各专题成果而将其融为一体，以统一自洽的逻辑解释历史对象，照见常人难以察觉的整体轮廓——毋宁说只有抵达这一步，才最终达成了研究的真正目标。虽然这些“大问题”正如第一点所论，往往因过于宏大高远而难以完成最终的严密论证，但即使是吉光片羽，通过大师的头脑对不同领域、学科的知识进行消化后，也往往能够发生神奇的化合反应，从而引领读者挣脱成规，突破一般的问题层次与思考方式，进入不可思议的新天地。

一部概说书，如果能在扎实完成基本知识综合叙述的“常规动作”基础上，对以上两点有良好的表现，那么这部著作一定相当好看。而作为概说书之“基础性研究”价值的这两点，在川胜义雄的这部著作中，正有着非常精彩的呈现。

一般而言，断代史概论或教科书往往难免平铺直叙、记流水账之嫌，这是由于学界不将概论书视为个人著述，而是定位为偏于基础知识整理介绍的“客观中立”著作（甚至只是服务于基础教学及应试），这点在中国大陆的传统中尤为明显，使得这类著作中的观点时常滞后于研究前沿。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本书有着极度鲜明的主旨取向，所谓“魏晋南北朝”这华丽的乱世四百年，在作者笔下是被高度凝练为一个具有宏大主题的整体，被充满个性地叙写出来的。在整部书中，几乎很难找到游离于主题之外，仅仅是孤立地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而被罗列介绍的内容。这使得这部概说甚至已经成为一部具有自身完整生命的“作品”。正如作者在《结语》中的夫子自道：

我在撰写本书之际，为了尽可能使论旨一以贯之，不断加入了我自己尚未得到学界认可的许多意见。因此希望读者对于书中所写的内容，不要看作确凿不移的定论汇总，而应看作只是提出了我个人的一种解释。关于历史事实，固可期待其尽可能正确无误；但事实所含有的意义，却有许多地方是我个人的解释，这是希望读者谅解的。在我看来，所谓历史学，就是看能将历史上的各种事象整合性地解释到何种地步的试验。（文库本页428-429）

观乎此，也就可以理解本书的旨趣与魅力所在了。对作者而言，基本的事实，当然是应当尽可能准确地加以叙述的，但那不过是前提而已；如何解释，尤其是“整合性地”解释，亦即对魏晋南北朝构筑起完整的图景，使各种事象都能在其中获得合适的意义安放，才是追求的目标所在。历史不是事件的机械堆积，而是经过学者头脑的消化融汇后，呈现出其具有贯通性意义的整体，哪怕这些解释中包含了大量个人性的、尚待讨论证实的成分，学者也不应止步于“正确”，而将“解释”的权利和义务拱手相让。

很显然，这种写作观念，已经完全是研究性的了。事实上本书正是一部与《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相得益彰，最适合于对读的论著。如书末所附详尽的“参考文献”所示，除第一、二两章主要参据了其他领域的研究，以及末三章对北朝的分析以谷川道雄的研究为蓝本之外；三至八章全部都以作者的独立研究成果作为基底，而这些单篇发表的论文也基本上都已收入《研究》当中。但是，本书又决非后者的简单重复，因为《研究》是专题论述性的，选取特定史料论证特定问题，导致无论在材料上还是叙事上都必然有大量内容被弃而不取，各自独立的诸论题之间留下了大量的空隙。而本书恰恰填充了这些空隙，使《研究》中语焉不详的部分得到清晰的呈现，点明了作者的深层理路。打个比方，如果说《研究》撑起了川胜史学的骨架，那么本书就堪称其血肉筋脉，以丰富的细节和动态的叙事来最终构筑起完整的川胜式“中世豪族共同体论”。

不妨略举一二例子为证。“豪族共同体论”的核心之一即在于强调共同体中的舆论力量，所谓“乡论主义”的重要性，而在魏晋南朝的具体历史语境下，这一意识形态武器就表现为九品官人法规定下的门阀等级制度。在听到作者和谷川道雄高谈“乡论主义”时，读者或不免心存疑窦：一种如此腐朽僵化的思想何以能对现实造成如此正面性的影响力？难道当时人真的会对这种显著不公的等级制度及观念如此五体投地，而不是像今天一样痛加批判？事实上我们一般更愿意征引的，是像《晋书·刘毅传》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那类痛斥门阀制度弊端的论调——那样的想法显然更好理解，更能唤起现代人的同感。然而作者灵光一闪，在第六章中巧妙设譬，如是解释华北亡命贵族在携带着他们的乡论主义进入南方地域社会之时的双方关系：

在北方的先进文化与其制度及意识形态中，核心性的支柱就是九品中正制度，以及支撑着这一制度的观念。简而言之，那就是“基于乡论空间中的人物评价来构建政治性、社会性的金字塔秩序”观念，是“由这种意识形态缔造的体制才是先进的、有文化的”观念。

这种先进性的意识形态力量究竟是何等巨大？只要联想到二战以后直到今天仍在我们身边泛滥不已的民主主义大旗，也就足以明白了。欧美式的民主主义及其体制，对自卑于社会发展比欧美迟缓的日本人来说，诚然是先进的、有文化的；当民主主义的旗号在面前升起之际，日本人自不免要脱帽致敬了。（页204-205）

简明的以今譬古，立刻让我们理解到一种意识形态之力量，并不来源于其超越历史之后的合理性，而来源于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优势。作者这里想起的是二战后美国式民主主义对日本的全面灌输，而中国读者经此轻轻一笔提示，自然不难想到另一段对我们更具切肤之痛的意识形态史。无论事后看来何等荒谬不经，身处其中的人们却是不禁要脱帽致敬，痴迷若狂的，这种狂热本身就是一股推动社会变迁的巨大力量。作者跨越时空的这一比较史思路，可以说已有了社会学命题的意味，轻轻一笔便点出其“乡论主义”学说的真意，而这种大开大合的论说显然是在专题论著中难以落笔的。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又如三、四世纪中原汉族对江南的开发，在中国史上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这种开发对于当时人的感觉，尤其对于“江南”这片天地的形象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就未必是人人都会在得到经济社会史的知识之后更进一步体会得到的了。而作者只用了一个比方，便使抽象的知识立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他指出，那个时代的江南，其实就是美国西部片中的西部大开发前线，只要将手枪换成刀剑，干旱风沙换成湿地沼泽，我们便完全可以将十九世纪的美国印象用于理解六朝史。这种时空大置换是否合适甚至成立？如果一一考核细节，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但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于从“事实”出发类比，而在于提示出三世纪江南地域中同样存在着“文明人”进入新开发地域时所面对的，那种进入未知世界的危险氛围，那种大航海时代式的探险开拓精神，以及在开发者与原住民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而这种时代空气感，是并不能单纯从阅读六朝文献中直接获得的，那几乎完全诉诸于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在充分消化史料后建立起来的历史想象。如果能够合乎分寸把握这种想象（而不是过于胶柱鼓瑟地去揪细节），对我们真切把握历史中的因果脉络显然是大有助益的。

二、六朝之问：立足于日本史的思考

从上面一二示例中已经可以窥见，“脑洞”“直感”并非天外飞来，而是有待于超越狭窄专题知识之上的跨时代、甚至跨国别、跨文明理解作为参照坐标。不言而喻，海外汉学家天然地更具备这种跨越性的文化背景优势，其所谙熟的本国历史文化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文化之间是很容易引起对比意识的。川胜义雄这部著作正强烈地表现出从本国历史出发，去体悟、追问异国历史的旨趣，这也就使得本书具备了跨文明比较史学的价值。

这种以日本史为背景色的历史比较，在书中有时明确点出，有时则隐而不显。不妨再举一二例。第六章针对东晋贵族制社会的成立，专辟一节“相似于镰仓时代东国的江南情形”，借助日本中世史现象来论述四世纪江南社会如何面对流亡而来的北方士族。这当然是考虑到便于日本读者理解而作出的联想，但这种多少带有被动性的取向，却正好点燃了峨冠博带的学术论文中稀见照亮的景象：镰仓时代的北条氏家族，明明已经具备了客观上的足够实力，却无法就此公然篡夺征夷大将军之位，而是不得不从京都迎来具有传统政治权威的摄关家子弟来作为傀儡。如果说傀儡是毫无意义的，那么这种大费周章又有何必要？——事实上这绝非无聊之问，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傀儡政治只是散点状的分布，那么日本史上这便是自古以来的惯例性常态，由此产生的历史差异甚至造成了中日两国史的基本形态分歧——即所谓革命性的国家与万世一系的国家。既有政治权威是最终可以彻底颠覆、重新洗牌的，抑或必须在尊重其名分的前提下进行实权争夺？当然，在这两种形态之间必定还存在着种种比重不同的中间形态，而历史也就在这种力量牵引下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进程。中国虽然整体上走的是革命国家之路，并且我们也常常因此而更容易接受革命性的思考方式，但却并不意味着后一种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完全不存在。毋宁说基于这种不同模式的视域对照，更能让我们摆脱固有思路而理解历史的另一种面相。顾荣等人何以最终选择了对几乎赤手空拳进入江东的司马睿遮道跪拜，使南人从此屈膝于“伧人”之下，令同时代的周玘和百年后的丘灵鞠扼腕叹恨不已？单纯从一种数值化的实力对比论是无法解释这种表现的。如果认为原因仅仅在于他们的愚蠢短视，自然也就无需深究；但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于以一种后见之明的上帝视角去裁断古人，那么作者的这一思路无疑将启发我们追寻更深处的历史微妙曲折。——饶有意味的是，这与著名思想史家渡边浩在《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区建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中强调江户时代身份尊卑与幕府权威彰显的讨论思路颇有相通，勾勒出的正是如渡边氏所言那种“在人们各种各样的‘心性’、意识或潜意识以及无意识中存立的”历史过程。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类似而更微妙的关怀，也见于第七至第九章中讨论的南朝时期的“下剋上”风潮主题。出身微贱的武将和商人等不甘被压制在底层，而纷纷各显神通，往上攀升。在作者的观察中，宋齐皇帝种种匪夷所思的倒行逆施，背后就是由于这些黑暗力量的蠢蠢欲动，摇撼了上层权力的稳定性；而当时南朝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又给寒人的上升提供了推动力。南朝的各种事象，都被统一在了这一个基本历史动向中予以观察。关于南朝寒人的兴起、南朝后期土豪的得势，当然也是中国史家早已论及的经典话题，但将“寒人”“土豪”的兴起提炼为“下”对“上”的超克，进而放大为足以联贯统括南朝史整体的一个基本命题，则似乎还未之见。这可能同样是因为，“下剋上”对战国以后的中国历史来说实在是一个太寻常的现象，自从陈胜喊出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来，下层对上层的颠覆便成为中国史上反复上演的剧目，甚至都不值得成为一个专门提起的题目了。然而在日本史学中，“下剋上”却是一个具有时代区划意义的命题，被视为日本中世尤其战国时代的基本权力运作原理。作者在此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日本史作为参照对象，但这一术语的运用本身就已经点出其思理脉络。

然而，“下剋上”要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其实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前一个时代并不“下剋上”。日本史学之所以会如此注重这一点，恐怕是因为在13世纪之前，确实存在着一个长达四五百年的身份社会，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以“古老的身份意识”来维持上下尊卑秩序的时代。而从镰仓时代后期开始，这一纵向的重层身份结构在各个层次上都被颠覆（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两个相对长期且各自结构鲜明的时代之间的转型，足够引起学者对这一关节点的重视。而站在这一背景下回看，宋齐时代也恰恰是在东晋百年的身份等级森严时代之后——无论是我们是选择用“士族门阀”还是用“贵族社会”来称呼这个时期——发生了军人刘裕革命、强化宗室权力、恩倖得势等一系列的历史现象；而其后侯景之乱、陈朝建国的一系列过程，更是令王谢等老牌门阀凋零殆尽。然而东晋时代的相对短促，却让中国史上的这一相似进程不容易凸显出来，而很容易淹没在了宽度更大的历史单位当中。作者的这一提炼，即使说不上石破天惊，至少也让我们对这个时代转折获得了更为明晰可触摸的印象。

除了这些局部性的引譬连类之外，甚至作者开宗明义，自言“时常抱有疑问”的一个根本性命题，都是由此引出：

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然而武士却最终未能形成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页8）

对于武士阶层、武士集团几乎在绝大多数时代都未在中国史上成为主角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毋宁说是有些突兀难解的。为什么长期战乱，武士就应该成为统治阶级？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统治阶级当然是皇家，还有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一群“封建官僚文人”。听惯了“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我们，很不容易想象有文化的阶级被长期打压，而好勇斗狠的武士高居庙堂的情景（也许除了五代、元代会多少有这样的印象）。但作者这一个问题，同样是以日本历史为思想底色而发出的。日本史上“古代”与“中世”的分野，正是由于原本质朴无文，只配为公卿贵族担任侍卫爪牙的关东武士，攫取了平安公卿的高贵地位和权势，从而开启了中世时代。在日本史中，不但有绵延数百年之久的武士阶层、武士集团统治模式，甚至后来还衍生出了独特的武家文化。乃至于后来日本所言“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士”，都不像中国一样指称文士、儒士，而是“武士”，武士才是这个国家中的特权阶级。中世、近世武士文化与贵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交融，成为日本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如果有了这样的知识背景，我们也许就能理解何以作者会对“武士”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如此关注，甚至同样希望获得这个问题的解答了——这样的问题，恐怕是过去中国人的中国史研究不会出现，也不会研究的。

三、西欧与中国：跨文明的比较史思路

或许也正因为作者基于本国历史文化的这种“他者”敏感，本书虽然处处见出作者对“中国文明”的爱重之情，但同时也处处表现出对“汉族中心主义”的警惕。在中国正史和传统叙述中，六朝史和其他时代一样，天然地是由汉人担任主角的。然而作者笔下的六朝中国却远远超越了这一存在。书中具有总论色彩的前两章，分别以中国的“内”与“外”两种视角展开。第一章着眼于中国疆域内部，第一节“南与北”从地理学和生态史的角度鸟瞰南北大地，后两节分别登场的主角则是“华北的异族”和“长江中下游的异族”。而在中国式话语中不言自明的三国英雄们，到了作者笔下便挂上了“汉人孙策、孙权兄弟”这类的表述。换言之，在本书所呈现的六朝画卷里，这些异族从开端便成为了历史展开的底色。而汉人也是一种同样需要从陌生化视角加以审视的存在。北方异族的进入中原固然使得汉族必须面对强有力的外来挑战；而开拓、逃难南方的汉族更是像入侵的殖民者一样，要被放在当地土著的接受、排斥与融合反应中去看待。而接下来的第二章更越出国境之外，用了整整一章来叙述“中国文明圈的扩大”。在中国本土四分五裂的同时，其外缘也随之波澜涌动，东到高句丽、三韩、日本的建国浪潮，西至西域丝绸之路的商旅流动，甚至远至地中海世界与六朝中国的文明交织映照，都囊括在作者无远弗届的视野之下。六朝时代的中国历史被有机地编织进了东亚乃至全球历史当中，成为这一巨幅斑斓画卷中的中心形象。如此宏阔的构思角度、恐怕也是一般国人所撰六朝史鲜有虑及的。

之所以得以如此，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其一当然是前述作者基于本国历史文化的特殊立场。其二则是日本学界的丰厚积累。这不仅指狭义的中国史研究的成果，更包括梅棹忠夫、上山春平等文明生态学家，以及榎一雄、羽田亨、山口瑞凤等内亚、西藏专家的研究，给作者提供了多维度观察中国史的立足点。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点。正如气贺泽保规教授在本书文库版解说中特别强调的，作者对西洋学问有着长期浸淫与高度修养，这使其特别重视从西欧史比较的立场来看待中国史，“这种强烈意识到西欧历史的姿态，在中国史家中实在并不普遍，说得上是著者史观的特色之一”（页483）。这一取向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作者身处学术环境的兼容并包。如气贺泽教授所指出，是由于作者深受其姐夫下村寅太郎（著名西哲学者，京都教育大学教授）、老师铃木成高（著名西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及桑原武夫等京大人文研中精研西洋史的同事影响。砺波护曾回忆道：“1966年4月以后，人文研西洋部会田雄次氏主持的‘封建国家比较研究’班，在中村贤二郎氏的协助下起步，川胜先生和我也参与其中。这一研究团体的成员，还有日本中世史家黑田俊雄和西洋中世史家鲭田豊之，以及后来加入的桦山纮一等，连不善言辞的川胜先生也兴致盎然地发言讨论。在加入会田读书班后，他一向就抱有的对东西文化比较的热情更增加起来了。1974年秋天，由日本文化会议主办的‘历史像之东与西’主题研讨会上，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现场回答了木村尚三郎、堀米庸三、铃木成高等学者的疑问。”（《中国人の歴史意識·解説》，頁359-360）文中提及的鯖田、樺山、木村、堀米等都是日本學界代表性的西洋中世史家（其中鯖田、木村二氏的东西文明比较立场尤其突出，值得国人关注）。而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就曾两度赴法国留学及访问，对欧洲学术深有会心，法国汉学名著如马伯乐《道教》、石泰安《公元二世纪道教政治宗教运动评述》就是由他翻译为日文的。

一位擅长运用中西比较史方法的日本学者——正是这种不同文明间的兼通互照，赋予了作者常人难以想及的思考高度。而本书最出乎意外而又令人折服的表现之一，可以说就是通过这一比较视野而获得呈现的一个核心主题：“中国知识阶层的厚度与韧性”。在本书中，作者的眼光跨越万里，直接投射到了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同样是在大帝国基盘上建设起来的统一文化，同样是在大帝国崩溃后进入战乱分裂时代（这一理解又有乃师宫崎市定的味道），但地中海世界却在进入中世纪以后便无法继续维持固有的罗马式古典文化，以至于“七、八、九世纪的知识人已经几乎都无法再用正确的拉丁语写文章了”（页86）。在这一背景下来看，中国文明的巨大力量基于何底便立刻呈现出来——不要说六朝时代，即使二十世纪初那一场如此轰轰烈烈的，真正的“文化革命”，也并没能彻底使中国人忘记以古典文言为载体的阅读和写作。不仅如此，在这一视角下，作者进而指出：

毋宁说，正是在政治上分裂与大动乱的六朝时代，中国才确立了最华丽、最富于韵律的完善文章体式——“骈俪体”。这如实地反映出中国知识人的强韧精神及其主体努力的坚韧不拔：即使在政治分裂与战乱最严重的时刻，他们仍然能在珍重守护其古典文明的同时，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得更加丰饶。（页86）

在东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骈文不仅不是“形式主义”“腐朽文化”的代表，反而成了中国文明强韧生命力的最有力证据。在这位史家的眼中，文学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审美”性的玩物，而是承担着文明、知识和自我认同代代传承的重大使命。已经没人会写拉丁文的世界，尽管还是那个地中海，还是那些种族，却已不能说仍是同一个文化生命体；而中古时代东亚世界的整体性，也就在这一支离破碎的背景下越发凸显出来。

作为新文化的后裔，已经习惯了用批判性、否定性眼光审查传统文化和骈文古文的我们，面对这样的思路实在难免有些吃惊。即使是已经走出大批判时代，开始正视骈文的当今古典文学界，这样的声音也还似未曾闻。如果从这一基点出发，系统地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形态，固有论说体系将会遭到何等程度的冲击？真是令人不禁驰想联翩的话题。这种冲击可能性的提起，决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的反弹琵琶，而是基于把握对象时的立场与方向性差异。在文学史家的一般眼光中，“六朝”文学是与汉、唐文学乃至宋以后日渐兴起的通俗叙事文学放在一起衡量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对象，以其内部的创作水平为评判标准；而在川胜义雄这位史家的眼中，“六朝文学”却是中国文明发展所催生的灿烂之花，文学的形态直接反映、响应着这一文明、这一时代的力量与高度。在近代文学观念模式下的“审美”之眼看来，越是泥守古代经典，以搬弄典故、陈陈相因为尚，脱离“现实”，缺乏“创新”“个性”的文学创作，就越是毫无意义；而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发展到六朝骈文这种极度重视学习古典、重视文体形式之传承稳定的形态，却恰恰是这一时期的文明承担者们面对着文化冲击，努力维系其文明生命的表现。这种表现，仅从该文明内部进行观察时，诚然是难以发觉的（因此价值评判也就不得不在许多时候沦为论者的心证）；只有将发展形态相近而结果却截然不同的其他文明取为比较对象时，其“数值”高低才会直观呈现出来。

当然，宏大的比较视野必然带来一定的危险。敢于进行这样的尝试，践行者也就必须准备好去担负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带来的沉重压力，去面对可能由于知识更新和专业化所带来的重新拷问。冒险之路是有起点而无终点的，作者的具体观点是否正确？应当由后人继续依据类似的，甚至更宽广、更完整的视野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去讨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恐怕也只能说是踏出了第一步而已。而接下去的一步，究竟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还是退回原地？恐怕本身就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深思践行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或者毋宁说仍是一部尚未最终完成的著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