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运动的旗手之一。其主要史学作品有《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英国上层社会是开放的吗？》、《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1500—1800》等。作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劳伦斯大力提倡历史学同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且为历史研究的计量化做出了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贡献。同时，劳伦斯具有敏锐的眼光，70年代后期以来，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新史学”存在的某些弊端，并在英国的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发表了《叙事式史学的复兴》，对西方新史学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劳伦斯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在我学习西方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对我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使我修正了过去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从他身上，我开始考虑历史学家所应具备的素质。历史学家应该具备敏锐的眼光和前瞻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和前瞻的思想，指的是历史学家应当洞悉历史研究的大趋势，了解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中的位置，并善于预测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同时应具备对历史学学术本身进行评价的能力。劳伦斯便是具有这种敏锐的眼光和前瞻的思想的睿智的人。在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史学（或称实证主义史学）是历史学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对史料的繁琐考证，对政治史的过分偏重，以及历史研究中要求无个人思想的深入，使历史学日益脱离大众，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对传统史学分析批判中，形成了“新史学”，但在二战以前还无法压倒旧史学。

二战以后，传统史学进一步衰落，以法国“年鉴学派”为榜样的“新史学”纷纷为其它国家所效仿。由于“新史学”借鉴了20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方法，这使得史学研究重新焕发的光彩。但是“新史学”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如过分使用计量方法，过分的专业化，使史学有变成一门封闭学科的危险。如果当时身处“新史学”运动的潮流中，是很难感受到这种弊端的，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者说，有些史学家即使感受到，也不愿意承认。《叙事史的复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西方“新史学”在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的一种纠正，它并不是否定“新史学”，而只是纠正一种极端化的倾向，或者说对新史学的一种补充。虽然如此，劳伦斯还是受到了同行的尖锐批评，甚至成了“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劳伦斯提出的叙事史的复兴不是一种宏观的史学模式和理论建构，只是属于一种具体的史学方法而已，但在当时仍不能被人所理解，并招致很大的非议。这足以说明，敏锐的眼光和前瞻的思想的产生是如何不易，而80年代一来西方史学的发展，足以能够证明劳伦斯的远见卓识。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现实，鉴往知今钱乘旦教授曾经说过，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所谓活，当然不是指历史人物的复原和再生，而是指历史对现实的鉴诫作用，史学作用的这一点，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赞同和重视的，如中国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历史学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西罗多德在《历史》的开篇中也写到“为了把希波战争德原因记叙下来，以永垂后世。”从这一点讲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在20世纪以前走的是同一条路子。然而自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上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新史学走入极端，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历史学论文和著作中充满了抽象的结构分析、曲线图表、数学公式、甚至通篇不见一个具体的人。历史和大众隔开了。因为历史学被束缚在象牙塔和专业机构中，所以就失去了它本应有的鉴诫作用。从劳伦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计量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不是完全醉迷于其中，他的《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一点也没有使用计量方法，这使这本书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更重要的是，劳伦斯写的很多论文都是于当时的社会变动有关联的，如他写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贵族危机，写作之时正是贵族阶级出于全面的财政危机的时候；他的《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写作时期为70年代，正值西方国家处于“性解放”时期，离婚率上升，未婚先孕严重，社会问题突出。这样做的原因，用劳伦斯的话说就是“当时的事情一直在促使我回到过去去寻找曾经发生的同样趋势和问题，去了解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内容应当越古老、越脱离实际越好，那样才会有“学术性”，通过阅读劳伦斯，我认为我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即使最古老的事件，也有其现实意义。如黄河流域的沙化不是古人过渡砍伐树木所造成的吗？玛雅文明的突然消失可能也与当地居民对环境的过度利用有关系。这难道不能够给人以启示吗？由此可见，换一种角度看历史，其实历史并不那么遥远。三、历史学家应该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指导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石。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运用，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险入尴尬的境地。90年代以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股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其实这都不是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原则，而不是一些死框框。当一个人发觉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他研究中的桎梏的时候，说明他并没有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如何运用理论知道研究，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劳伦斯关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历史观的看法或许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他说：“上’的历史学并不只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一家，就是他们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也并不排斥对上层社会的研究，我把一生的精力都用于研究英国的上层社会，首先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贵族衰落和英国革命联系的一些结论的启发，当然也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

”劳伦斯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理论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启发，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这应当对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问题：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反而不如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大。究其原因：与中国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即教条主义的禁锢。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对话，广泛吸取现代科学知识，提出许多新问题，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引起史学界同行的瞩目。可见，在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通过吸取、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有益的经验方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发掘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精髓，同时善于发现马克思主义受时代局限已经不具备指导意义的内容，才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喜的是，80年代以来，已有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开始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模式。例如：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是一元单线的，而是一元多线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四、历史学家应具备多种技艺历史学家大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一个相当狭窄的领域内付出劳动并成为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另一类是从宏观上或多领域内进行研究，而不是专注于某一具体领域。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历史学家，都应具有跨学科的多种 知识。在古代史家身上，这一点体现的较为明显，在隋朝以前，中国几乎不存 在文史哲的划分。隋朝以后，在国家的图书馆分目中，才形成了经、史、子、 集四类。大体而言，经部和子部相当于今天哲学的部分，史部即今史学，集部 则相当于文学。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仅要求史学家能跨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 也要射猎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劳伦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他的研究 的重点史英国的土地贵族，但是他从没有长期停留在某一个专题和时期上，而 是从一个专题跳到另一个专题，从一个时代跳到另一个时代，经济史、社会史、 文化史、教育史、家庭史都有所涉猎，不仅如此，他还不断追求新的方法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到马克斯韦伯的，还有美国的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以及 人类学理论等。历史学家的广泛涉猎，至少又两点好处：其一，从更宽广的视 角审视自己的领域，避免坐井观天，避免对自己领域认识的片面化和简单化； 其二，广泛的涉猎可以避免历史学家把自己封闭在学术的象牙塔中，可以使自 己更有优势和读者接近，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窃以为，建国后中国对苏联教 育体制的照搬使得中国学科间壁垒森严，严重影响了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的出 现，加之当代学科分化越来越明显，使得如何处理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关系， 如何使史学家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多种技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四点是我通过学习本门课程而对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素 质的认识，代表了我对历史学这门学科本身的认识程度。相对于我对史学的认 识来说，这门课对我产生的更重要的作用便是使我开始注目国外史学家，并产 生了阅读他们作品的愿望，这应当是我最大的收益吧。 参考书目： 1．《80 年代的西方史学》，《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1 3．《西方史学史纲》宋瑞芝，安庆征，孟庆顺，王扬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4．《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