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及本册简介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第六册，作者气贺泽保规曾任日本“唐史研究会”会长，对隋唐史有其独到见解，曾出版过《则天武后》（1995年）、《隋唐国家的军事与兵制》（1997年）等，而其此前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亦有较大篇幅的体现。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本书分为十二章：

序章以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会昌毁佛”事件为切入点，讲述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崩溃，同时勾勒了隋唐王朝的时代特征及权力结构。

第一至第三章讲述了隋唐王朝的政治史，反映了作者独到的政治观点，如对隋炀帝的评价不低于唐太宗等。

第四至第十章讲述了隋唐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章以一个专题展现了隋唐时代的某一特色，如隋唐制度史、唐代的女性、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及发展、军事与兵制、隋唐文化、东亚各国的社会发展动向等，既突出了隋唐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又深入社会肌理，关照到了史书中很少提及的市民社会，如花街柳巷的世界、岁时文化、婚姻与家庭生活等。

末章将隋唐时代置入中国古代史的纵线中，简要阐述了“唐宋变革论”（由内藤湖南最早提出，指唐宋时期发生的转变，将唐、宋分成两个不同的时代，唐属于中古，宋属于近世，学界至今对此多有争论）。

二、特色观点与视角

在既往阅读隋唐时代史书的过程中，一般而言，我们更多了解到的是大唐帝国强大的军事国力、绚丽的诗歌文化，以及作为屹立于古代世界的绚烂帝国的自信气度、繁荣气象。其次，我们也能了解到，隋唐被随后朝代所继承、延续的具体制度成果，如科举制度，又或者使王朝体制向财政国家质变的“两税法”，律令制框架下的官僚机构等。本书作者则在对隋唐史中常见的理论主题，如关陇集团、关中本位路线、府兵制、律令制、唐文化等进行继承、梳理的基础上，花了大量篇幅阐述了其创新性的观点，体现了其独到的视角。

（一）对隋朝的高度肯定

隋史常常是作为唐史的序章出现，所用篇幅既少，对隋朝的评价亦不甚高，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湮没在唐夺目光芒中的短暂王朝，一个野史八卦远比历史成就更深入人心的王朝。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气贺泽保规对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具体表现在：

1. 对“开皇之治”的盛赞，认为其奠定了唐前中期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含的各项政策成为了后世的样板和镜子。而对主流观点所认同的理想的君主政治“贞观之治”，作者却不甚感冒。认为“贞观之治”所构建的制度有相当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如“府兵制”中的“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设立的“鹰扬府”的翻版。

2. 对隋炀帝的评价不低于唐太宗。此与主流观点相去甚远，作者作了如下论述：隋炀帝坚持的脱离“关中本位”路线，其实并未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本质上仍坚持的是隋文帝所订立的大政方针。其依据在于隋文帝选择了杨广而并非杨勇作为其继承人，其所有的后续政策只待杨广即位后正式付诸实施。隋炀帝时期的社会动乱，本质上是百姓对整个隋朝，或者说是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因此仅以隋炀帝一朝的社会情况来阐释隋朝社会动乱的原因缺乏说服力。而隋炀帝在推进政策上的急躁，原因之一恰恰来自于他本身的资质与才华过人，及取得大权的轻松简易，作为一种代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见到成果；炀帝的“好大喜功”并不能仅仅狭隘地理解为他个人的贪欲，例如前往边境地带“行幸”、利用运河到江都巡游，这些行为实际上兼有检查、沟通协调等用意；与炀帝的资质相比，唐太宗是失色的，无论是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行动能力，还是学问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因此，作为隋的继任者唐太宗必须将炀帝塑造成彻底的恶棍，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对比，一来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玄武门之变带来的阴影，及对前朝次子夺权的映射，二来也是强调唐统治的正当性；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当时唐朝的经济力量尚弱，与隋朝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政治领域亦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

（二）律令制与贵族制并非对立关系

律令制即基于“律”和“令”两大支柱的国家体制。简单来说，“律”系刑罚法，“令”系非刑罚法。通行的理解是，“律令体制”只存在于隋及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唐前半段，唐的后半段已经变质为藩镇体制时代。但作者认为，以“律”和“令”作为两个基轴来宣示权力的普遍性及统治的正统性，这样一个法体系的功能并未随着安史之乱而终止，唐后半期国家运作的基本轴心仍然是律令。

官僚机构中的横向关系、重视门第出身的社会观念、社会体制中重视礼仪及人们高度的文化教养素质，可以反映出隋唐时代是一个弥漫着浓郁贵族制气息的时代。学术界常常从律令制和贵族制两个方面对隋唐国家的本质进行讨论，而这两个方面往往被看作是对立的——如从官僚制的角度出发，前者强调的是强大的律令官制带来的井然有序的体系构架，及建立其上的优势皇权，而贵族制则被视为寄生官僚制；后者强调的是贵族超越官僚制的自立性，以及被贵族所制约的皇权。

作者则认为，上述对立并不存在，贵族制和官僚制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而律令制正是这种关系的集中体现。贵族需要与政界紧密联系以保持其体面，不为时代淘汰。在唐代，贵族经历了博陵崔氏与《贞观氏族志》事件后，他们加强了与官场的联系，积极参与科举。但亦不能就此强调说唐代的官僚制相比贵族制就居于优势地位，因为整个有唐一代，重视家世出身及贵族教养的氛围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从律令制，特别是律令官制与贵族制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统治权力松弛、制度涣散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导致了玄宗后期“恩宠”政治（如玄宗与杨国忠、安禄山）及“义父子”关系（如玄宗与安禄山）等的流行，另一方面则带来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与王朝宽和包容的气度，这是唐代女性活跃、文化灿烂、东亚世界凝聚于唐等现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