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曾经一度引起思想界的轩然大波，美国的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这是一种对人文环境的反思，是对科学土壤的思考，反过来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世界可以产生科学？可以发生工业革命？李约瑟的表述远比这个复杂，他在在对比了中西方科学差异后，李约瑟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关于这些问题，李约瑟给出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形成自然观，主要是因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根深蒂固，导致古人普遍对纯粹客观的自然缺少正确的观念，也就说古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即使是地震、干旱这种自然灾害，古人觉得只要“修己及人”，也可以得到老天爷的眷顾。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性，很多发现停滞在经验阶段，缺少对“无用之用”的执着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的，反观具有逻辑思维的名家、墨家辩者等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了。三是科举制度扼杀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这也是功利性的具体表现，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真正想要探索世界的读书人，一方面缺少相应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研究成果没有市场。《天工开物》在著书的时候作者已经预料到了，读书人乃至整个官僚阶层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的。

吴国盛在《什么是科学》中探讨了“李约瑟难题”。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无论是古希腊的科学，还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在中国古代都是不存在的。“科学”是一个妇孺皆知，但又定义模糊的词语，而且并不属于汉语语境，是来自日本学者对Science的翻译。绝不是字面上“分科而学”的意思，更不是古人所说的“科举之学”，而是跟西方社会有着深刻渊源的外来学问。

在西方世界，科学可以指代两个时期的学问，一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纯粹的、非功利性地探索世界的内在性，二是近代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功利性地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而早期给大清帝国带去科学理论和成果的传教士，在官僚阶层看来不过是“奇巧淫技”，他们对当时的科学理论视而不见，只对是对可以把玩的器件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兴趣来。中国系统的引进科学是1840年之后的事情了，而引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清政府看来西方世界的“长技”无非就是“坚船利炮”。

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李约瑟提出来的系列问题，以及相关衍生问题。但是在吴国盛教授看来，“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是个问题，就好比说：桃子为什么没有长在李子树上？李子为什么没有长在桃子树上？为什么这个桃子没有那个李子甜？这是一个违背基本常识的思考方法，为什么中国古代就一定需要产生科学呢？笔者从一些中医课程中略有感悟，从科学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中医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以解刨学为基础的西医并没有发现人体中的脉络，是否意味着针灸学是不科学的呢？凡事用“科学”和“不科学”来评价，这本身就不科学。任何一个科学类学科都有具体的研究领域划分，也就是说科学的内容是具体的，而不是广泛的，不属于科学研究的领域，或者不是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学问，都是不能用科学观念来评价的。但是思考“李约瑟难题”，对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有意义的。

在“唯物史观”之前，古人有哪些历史观？

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气一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