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取向的方法论争论。前者涉及知人论世,往往从个体精英出发解释社会的多维镜像;后者主张社会整体性框架结构定位着个体的价值及行动。无论个体主义的微观视角还是整体主义的宏观视角,对于历史事件的勾勒均不可或缺,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为展现丰富生动的历史图景创造条件。

1915—1937年,是中国历史乃至以报刊为核心的传媒生态面临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段。《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王天根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一书,致力于实现研究方法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紧扣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从社会历史的整体联系和具体过程中,展现近代报人及报刊救亡图存的历史角色。以此间的报刊为研究对象,将近代中国社会的话语置于历史变革中,从欧战语境下社会重构与报刊中新思潮、五四运动前后报纸副刊改革与京沪新思潮中的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渐次分野三个方面,聚焦《晨报》改版及其中国意识、《新青年》与新思潮的兴起及流变、《时事新报》在上海的率先改革、《每周评论》时评趣旨等;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传媒生态的特点。

全书力图展现报刊史探索的新路径。作者从媒介史角度切入,探讨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到全面抗战开始这一时段,中国近代报刊的整体结构及其功能变迁。一方面,将媒介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嵌入结合起来,突出政治风云变幻及社会思潮的波动起伏,特别是社会事件和媒介舆论引领的关系。另一方面,从社会危机应对乃至社会历史变迁中,观察媒介发挥的作用,分析社会议题和媒介议程在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中是共振,还是相互助推式的促进、勾连或者制约。

近代意义上的报刊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报刊为核心的新媒介和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动中“沟通社会上层、下层”的历史轨迹密切关联,报人如何思索和探讨近代中国的出路?新媒介和近代社会结构变革中的关联在何处?作者抓住“新”这个关键词进行探索:分析中国报刊如何面对欧战中的西方文明反省,中国新文化语境如何围绕“问题与主义”之争并寻找出路;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转向,媒介在破旧布新过程中又怎样引领舆论导向?面对内忧外患并存的庞杂社会历史变迁格局,该书通过遴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报刊,与相应的报人报国历史脉络结合起来,有力探讨了报人背后的读者群体、作者群体以及相互勾连产生的学术和思想。

作者认为,报刊史的撰写不仅要注重历史事件的分析及社会语境的探讨,亦要遵循报刊内在演变规律与作用机制,加强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对话;报刊史研究要与社会思潮史结合起来。换言之,近代报刊史的书写应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入手,考察和说明报人活动及其报刊的历史演进逻辑,从报人、报刊与社会职业流动不同层次,考察近代报人活动、报刊的作用及其性质。书中所引史料涉及书信、日记、回忆录、文集、会议论文集、专著等,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而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则体现了作者对近代中国复杂历史局面特殊性把握的高度学术自觉,为理解中国近代报刊史提供了颇多启发。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