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总结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趟过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血泊的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48];“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49] 。今天对于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从警惕的角度对其加以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都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150]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151]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做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做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第二，文化传播从”自在“(自发)转向”自为“(自觉)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现且需要我们认识和掌握的国家文化运动规律。理论上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其世界扩张是同步的，但实践上说，这种同步却还存在着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向国家的自觉行为转变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明显加速。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152]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53]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着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着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154]。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155]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56]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57]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58]。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播从民间的自发(自在)形式向有组织的自觉(自为)形式转变规律，不仅是表现在国家间的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它甚至同样在阶级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社会主义理论传中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的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59]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60]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161]。

读了汤因比的书，我们对列宁的教导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博弈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国家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掌握和运用文化传播规律的经验，将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传播从民族自在(自发)水平更加积极地提升到国家自为(自觉)水平，以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

第三，国际文化传播是讲政治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仅有国家间意识形态扩张的内容，在国家战略方面还有被称为”理论杀手“们设计且用”学术“巧妙包装的用于误导对手国家战略方向的内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师的口吻向对手国家散布以抽象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空谈普世之”爱“及相应的”和平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将西方价值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类价值的范本。接受这种理论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会自降国格、人格，自觉天然不如西方，结果是在西方世界的进攻前自弃长城，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纪的欧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纪的英国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纪末的美国人之于苏联人，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后者打垮，甚至消灭的。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陆封锁。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162]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63]。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64]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逼使中国就范，让苏联解体悲剧在中国重演，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是西方经济在21世纪初出现衰退，中国经济却出现了新一轮高涨。

第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当然，这绝不意味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但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就其性质而言属于雅尔塔体制内部利益调整的范畴，而英国与美国的矛盾，则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欧洲主导的凡尔赛体制和美、苏、中主导的雅尔塔体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想恢复的就是已经失去了的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比较而言，欧美间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和不可调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其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十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165]。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写出并刊登除该刊记者外，”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166]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的当口，布莱尔在伦敦出席伊拉克战争听证会上呼吁美国现在应当是”把我们的脑袋从沙里拔出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他经常走访中东地区，发现到处都有伊朗”负面影响力“。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自己，大家应该以必要决心，甚至武力来阻止后者继续我行我素。布莱尔也在听证会上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诺支持美国。”我当时十分明确而又简洁地向布什总统表示，你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同在。“[167]布莱尔最后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所表达的深层语义就是：英国将长期消耗美国，并永远与美国的错误同在!

第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度，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68]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度，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的为道义而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加以格外注意。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在未来”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建立世界政府“和”实现世界统一“的设想有着相当的开发价值。1848年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就曾有过自由人”联合体“[169]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设想与汤因比的设想路径和本质完全不同，但他试图使人类通过自觉采取统一管理的体制来避免整体毁灭的目标与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对此，我们不能在倒掉汤因比历史观”洗澡水“的同时连其中的”婴儿“也倒掉了。

但问题是，在目前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那样为了世界正义的目标而自愿——倒下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国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没有马克思说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70]历史条件，即使是对人类有益的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标，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实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样，是仅凭一国之力——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承担不起的重负。

列宁、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时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过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出现，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保，都转而与德国签订了妥协性和约，斯大林还与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达成”百分比协议“，放弃了部分世界革命的义务，结果保住了苏联的存在并使苏联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国。勃列日涅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台后又要当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到处支援”世界革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171]，结果将国力耗尽并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

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他与列宁、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经验相同，从另一面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与此相反，1952年9月，看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结束时，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表示”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斯大林甚至设想让中国挑头建立与联合国”并行不悖“的地区性组织，苏联将”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172]。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回避了担当亚洲地区红色”领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3]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给我们制定出”中等发达国家“[174]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这种不透支国力，使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力相匹配的稳健政策，又使中国稳步进入21世纪并在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中赢得了巨大的发展。

总之，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学习的。昨天欧洲人借美国人之手埋葬了苏联，今天又借中亚人民的手将美国拖垮。对此，我们在崛起之初，要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察网（）摘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原标题：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