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陡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说起这首令人耳熟能详的《喀秋莎》，我们总不禁想起当年“苏联老大哥”的黄金岁月，牵连着老一辈人浓重的苏联情结。当年的苏联老大哥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驱，他们的探索却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今天，我们就来带领大家追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看一看苏联在经济建设中所经历的那些坎坷。

1917年11月，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党占领了冬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至此，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夺取了国家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苏维埃俄国就这么诞生了。

新兴的苏维埃政权迎来了胜利，然而摆在面前的，还有一堆烂摊子要收拾。一方面，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反革命势力心有不甘，他们相互勾结，成立自己的反革命委员会，策划发动内战以夺取胜利的果实；而另一方面，英美法日德等多个西方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准备趁苏俄国内形势混乱之际，以武力侵犯霸占更多的苏俄土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相互联结，都在企图扼杀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为了获取必要的喘息时间，苏维埃政府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十月革命

1918年夏天，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国内反动势力实力强大，全国的四分之三国土合约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在反革命势力的控制范围内。而国内食物短缺，斗争艰难卓绝。

情况有多困难呢？一部著名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时的红军战士瓦西里负责押送粮食到达首都彼得格勒，而这样一个负责运送粮食的人，却在完成任务后自己因饥饿而昏倒在地。

苏维埃政府明白，要想打赢就必须调动全国的力量来支持前线。于是，他们宣布在经济领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以全国物力财力支持红军。

苏俄内战

首先是解决前线粮食紧缺问题，1919年1月11日，苏俄颁布了《关于国家在出产谷物的省份征粮方法》，实行余粮收集制。所谓余粮，就是除去农民吃用以外剩下的那部分粮食。由国家先规定所需要的粮食数目以及价格，农民按照规定的数额交售余粮。原则上来说，是对富农多征收，中农少征，贫农不征。同时国家对粮食实行了垄断政策，禁止私人买卖。

这样的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明显效果，极大地缓解了前线的粮食供应短缺问题，也为扭转战局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看似这个政策非常公平合理，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因为随着国内战争的开展，卢布迅速贬值，所谓的交售实际上是无偿，农民的利益遭受巨大的损害。而地方上为了落实法令，派遣征粮队挨家挨户地征集粮食。最后，这些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甚至将农民的最基本口粮和种粮也征收走了，还有一部分贫农甚至被当做富农镇压。

农民对这样的政策强烈不满，苏联的农业呈现萎缩状态。跟战前相比，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几乎减少了一半，而棉花的产量刚刚达到战前水平的6%。这最终造成了1921年的大饥荒，饿殍遍地，仅在1918到1920年的两年间，彼得格勒失去了75%的人口，而莫斯科也减少了将近50%。

1921大饥荒

其次，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和实物配给制。继对粮食进行垄断后，苏俄政府又开始对其他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进行垄断，取消私人贸易。其中包括糖、茶、盐、火柴、皮鞋、肥皂等等生活用品。所有的非农业人口都只能通过消费合作社来获取定量的食品和日用品。1920年，这种定量配售改为免费供应，但仍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此时的工资已不再具有货币的意义，而是直接和实物挂钩。

在劳动方面，苏俄颁布了普遍义务劳动制的方法，所有的成年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业方面则实行大工业国有化，后来发展为，只要是私营企业拥有机械动力且工人在五人以上，或者单纯工人超过十人的，都收归国有。

这样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是被迫采取的非常措施，总体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其引发了农民的暴乱，在工农联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列宁后来在评价时也说：

“我们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战时共产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尝试却由于过度冒进，产生了巨大的问题。

说完了上面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面让我们转向新经济政策。

1921年2月，随着苏俄一个海军基地发生兵变，列宁的人意识到调整政策是当务之急，新经济政策开始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在会议中通过。

经历了前面的教训，列宁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政治，即无产阶级必须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这一点当前的苏俄已经满足了。另一方面是经济条件，要想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根据国情调整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这项制度规定了农民只需要将自己的收成一部分作为赋税上交给国家，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粮食由自己完全支配，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必要的生活生产物资。

同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也大大减少了，降低了农民的负担。

“粮食税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是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济的刺激、动因和动力。”

新的粮食政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直接缓解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也巩固了工农联盟。

苏联农业

在工业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归国家所有，而有相当一部分恢复了私营经济，甚至一些国家暂时无力开发的资源，可以通过租让的方式，由外国资本家经营。

20年代初，有一个美国企业家叫阿曼德•哈默，由于震惊于苏俄的饥荒，他立刻用100万美元在美国买了小麦，运到苏俄去销售。此时的列宁正在考虑着新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听闻此事，他邀请哈默来克林姆林宫。

在两人的热烈讨论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俄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工程人员；而美国需要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两人一拍即合，列宁随之告诉哈默，他们希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以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时我们国家的轮子再次运转。”就这样，哈默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的美国人。在哈默的劝说下，美国的汽车行业巨头亨利福特也在俄国开始经销汽车和拖拉机。

苏俄还取消了原来的垄断贸易，恢复了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废除了实物分配制度。这样的新经济政策，让苏俄摆脱了1921年的春天危机，创造性的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的运作来逐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次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实践。这样的伟大创造，也为后来的其他社会主义探索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苏联工业

等到1925年斯大林掌权时，苏俄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此时的斯大林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开辟了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新型工业化模式。

我们国家所坚持的五年计划也正是从斯大林模式那里学习借鉴来的。那时的苏联虽说经济已逐渐恢复，但和当时的资本主义强国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928年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到德国的一半，甚至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就连农业用具拖拉机。

全国的数量也不到3万台。面对在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在内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斯大林宣布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五年计划，将农业和轻工业都作为重工业发展的资金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方面实行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

这样的斯大林模式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仅在两个五年计划内，苏联就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在工业产量上居欧洲第一。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弊端也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僵化的体制也由于后续的改革失效，最终酿成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最终的失败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这也在不断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改革是如此的复杂艰巨而曲折。吸收教训，继往开来，更是发展的不败之道。

参考文献：

《苏俄两个时期的粮食政策及其启示》——向夏莹、袁尚会

《苏联的公有制经济模式及其演变》——林彰云

《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余粮收集制法令》

《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创性探索——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研读》——苑秀丽、宋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