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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字记载所写就的历史相比，基因层面所揭示的历史拥有哪些方面的不同？

波音：对于古代历史的研究，在利用古代史书和考古遗址之外，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家又翻开了一本“无字史记”，把人类和动植物的基因密码信息解读出来，使我们对于人类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祖先的起源、进化、迁徙和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除了基因研究之外，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分析也实现了“跨界”，这些新的科学手段在人文学科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

基因、元素这些高科技手段研究古人类、考古、历史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史书是古人写就的，那些内容可能会因为随意取舍、记忆有误或者心存故意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元素的研究是科学，以客观而非主观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得出结论。科学还可以检验，用重复性的操作来检验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准确、正确，从而降低了人为造假的可能与危害。

此外，对于没有史书记载的远古历史，基因研究也可以为我们揭示古人类的很多信息，扩展了研究的时限。

科普性的历史书中，从“北京人”到进入朝代史，常常只用一个章节简单概述，在《无字史记》中关注的，却恰恰是这段“被概述”，其实时间段上远远长于朝代史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的关注，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波音：这段历史在时间上长达几十万年甚至百万年，“被概述”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其历史遗迹也非常稀少，学者能说的事情也就很少。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的距今1万年以前的水稻遗存

古人类数百万年间的进化与迁徙历史，几乎都隐藏在无言无字的迷雾之中，只能依靠凤毛麟角的遗物略窥一二。人类主要的农作物、家禽家畜的驯化，航海技术、陶器技术、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的发明，都是在文字发明前很久就诞生了，后人只能在传说故事中胡乱写上一个名字，作为这些技术的发明人，不能当真。可是这些活动和技术发明，又对于人类历史十分重要，如果能够揭示这些方面的信息，我们会对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认识更整体性、更有脉络感，能够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重大问题。

当由科学层面介入历史学时，如你所说，产生了效果无疑是一种“跨界打击”，许多观念和既往研究被推翻，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在这其中，最让人感到意外的一次颠覆是？

波音：最让人震惊的颠覆，我认为恰恰是基因研究第一次出手对历史学、考古学进行“跨界打击”的事件。1987年，美国一位女博士生丽贝卡·卡恩和她的同事们在英国权威科技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和人类进化》。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起源地只有一个,这个起源地很可能在非洲，起源时间在距今20万年以内。今天所有的现代人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

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恩戈龙戈罗保护区内的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过去两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最连续的已知记录

这一点，也许在根本上撼动了许多人关于“种族”的观念。

波音：对，这个发现使得人们重新改写了人类起源与进化的整个理论体系。

其实在阅读过程中，常能感受到作品的一种“俯视”角度——即其中人不以个人面貌出现，而是在基因的考据下以人群、族群的概念呈现，在这其中，同时造成文明流动主要因素是哪些？

波音：生存和繁衍是文明流动最基本的推动力。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所以人们结成人群、族群，借助群体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繁衍生息。然后，群体与群体之间又发生很多故事，冲突、融合，等等，带来文明的变革。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的神徽，是良渚先民遵奉的唯一神衹

在这种情况下，“英雄史观”就会显得颇为可疑——伟大人物可能造就一时的地区历史转折，但很难更改更大的文明、文化的流动和变化。

波音：我同意这种观点。所谓英雄，基本上算是“顺势而为”，在宏大的文明进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顺应了群体和社会的变革，凸显了他们的“英明神武”，但其实，历史的“潜流”才是推动群体行进的力量。用生物的进化来做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基因在突变，自然对突变进行选择，适应环境的突变保留下来并传播开来，不适应环境的突变就被淘汰。那些保留下来的突变就好比是“英雄”，它真的先知先觉或者英明神武吗？其实，它只是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的确如此。此外，同样从基因层面出发，与当下部分关于“基因”的种族论不同，你所倡导的是一种共通、共融的理解。

波音：公众中存在一些基因方面的误解，比如，认为一个民族的“血统”（基因）是比较纯正的，与其他民族有明显的不同。更有甚者，把这些误解引申到智力和能力的不同，这就滑向了种族主义的境地。

我在《无字史记》这本书中揭示了百万年中的人类迁徙历史，我的发现是，人群与人群的基因交流悠久漫长、从未停歇，甚至于现代智人还会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发生少量的基因交流。特别是农业时代来临后，地球上人口激增，人群与人群间的基因交流更为频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划分不是生物的基因，而是“文化的基因”，拥有共同文化认识的人组成了一个群体。

因此，从基因上看人类，共通、共融是常态的，所谓的血统论是错误的，种族主义当然也是错误的。

风靡全球的动画片《疯狂原始人》就是以尼安德特人为原型创作的

从写作层面来说，历史类作品中，不少读者并不喜欢“宏观大历史”的题材和叙述，总认为微观中见人、见事的历史才更鲜活、易懂，一旦上升到宏观层面，就会出现很多空洞煽情和臆想之笔。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误解？

波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其称之为“大历史观”和“微历史观”的争论，或者像武侠小说中的情节，是“气宗”和“剑宗”的争论。

我打个比喻，当我们面对一片森林的时候，微历史观的人会研究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树种，每一种树木的形态是怎样的，森林里有什么样的动物，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如何。而大历史观的人会研究整个森林每年的树木增长和减少，森林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释放了多少氧气，整个森林对于周边村庄的生活贡献有多大。

这在某种层面上，也应对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说法。

波音：根据树木和森林的比喻，我们能否说研究微历史比研究大历史更有价值吗？或者反之，研究大历史比微历史更有价值？显然不能如此判断。我个人认为，不论是研究微历史还是研究大历史，都需要同样的学术素养，都需要尊重观察事实，坚持科学逻辑，小心翼翼地求证和猜想。而在写作的时候，微历史的作者需要以小见大，而大历史的作者也需要生动鲜活，唯如此，方是优秀的学者和作者。

我的作品《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和近期的这本《无字史记：基因中隐藏的祖先秘史》都属于大历史的作品。我在写作的时候，在思考宏观架构的同时，也尽量融入一些故事性的内容，一些小中见大的论述，希望集“气宗”和“剑宗”两家之所长。

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

作品节选

1929年初冬的龙骨山一片萧瑟，百草枯萎，树叶凋零。小山丘上，一些人正在勤奋地挖掘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

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院派出的考古队，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寻找第四纪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而且，考古队的负责人还心存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就太轰动了”。

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

突然，考古队队员在挖掘时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出入。当时现场的负责人是考古学家裴文中，他进入洞中一看，里面竟然有许多动物化石。裴文中看出，这些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于是带领大家在寒风中继续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天色渐暗，但考古队点起蜡烛奋力挖掘。就在这时，裴文中兴奋地叫了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一看，果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一部分。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大家连夜挖掘，直到挖出这个猿人头盖骨。这一夜考古队的所有成员都在激动中度过，第二天一早，裴文中就派人把发现猿人头骨的喜讯报告给北京城内的地质调查所。几天之后，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小心地包裹着猿人头骨，坐着汽车把它护送到了城里。

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中国北京地区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

裴文中手里拿着被加固过的猿人头骨

“他 / 她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

当时的考古队能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头骨，其实绝非偶然。

由于中国人经常把古代动物的遗骨作为药材出售，早就吸引了许多研究古动物和古人类的国外专家，他们发现所谓的“龙骨”有一些是珍贵的动物化石。1921年，瑞典和美国科学家来到中国周口店，寻找史前动物化石。他们在当地采石场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龙骨山，并在山上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石英片，形状独特的石英片显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经过了人类双手的敲打的。这个发现十分重大，科学家断言，这里一定有原始人类生存过。然后，他们在龙骨山挖掘出了一些动物化石，带回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并在1926年宣布，这些化石中有两颗原始人类的臼齿。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枚似人似猿的牙齿，后在遗址的材料中又修理出1枚人牙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世界

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很兴奋，他把那两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界与公众把这种古人类简称为“北京人”。很快又有学者发现，北京人化石和早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化石非常相似，于是将两者归入一个大类，命名为“人属直立人”。直立人阶段是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

但是，学术界普遍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仅凭周口店发现的几颗牙齿就定出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新种，证据似乎不够充分。于是步达生拉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款，成立了考古队开赴周口店龙骨山。运气降临了，令世人震惊的北京人头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左）、加拿大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步达生（中）、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李捷在周口店遗址

自1929年发现北京人的颗头盖骨之后，裴文中的助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继续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3具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地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前后共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证据，如灰烟遗址、烧石、烧骨等。

然而，就在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刚刚展开之时，步达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北京人”的命名者患有心脏病，于1934 年3月猝然病逝于实验室中。据说，他倒下的桌子上，正好摆放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

这也许算是北京人研究中的次“劫难”。

中国现代考古学先驱吕遵谔(左)、裴文中(中)、贾兰坡

1935年春，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德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他将接替步达生，开启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之旅。魏敦瑞早年曾在德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但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纳粹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便于193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上了。基金会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接替步达生的学者，而魏敦瑞的专长在于通过骨骼解剖学揭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这样，魏敦瑞与北京人化石的缘分结下了。

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下颌骨、牙齿、头骨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包括他认为北京人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目前看来，魏敦瑞对于北京人化石的贡献，可能莫过于他对北京人化石“留了一手”。1941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魏敦瑞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让助手赶制了北京人头骨模型。此后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在转运中神秘失踪了，幸亏保留下来了头骨模型，才让对北京人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 1936年11月,魏敦瑞考察周口店遗址

▼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头盖骨

1941年，魏敦瑞回到美国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他研究了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内的多种古人类化石，提出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足行走、脑容量增大和面部缩小等重要变化的观点。

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人类，会不会是从周口店北京人逐步进化而来的呢？或者简单地问，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魏敦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