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面写了几篇关于与英国人士的交流的文。这里插一篇，说说我对西方人对中国体制的成见，即一般的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体制及意识形态。这里，也包括笔者交流的那些久居中国的英国人：笔者感觉，在对中国的执政党、政府、体制的认识，在对执政党和政府、政府和社会、党和社会、党/政府/国/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的认识上，哪怕这些常年在华居住和工作、会说中文的英国人，比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似乎也高不到哪里去，充满着误解、曲解，而且时不时带有恶意（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恶意）

笔者下文所说的西方人，并不是指所有的西方人，而仅指西方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看法。这种看法贯穿左右，贯穿阶层。

要强调的是，西方大部分人对中国不了解，也不关心，但这不妨碍他们对中国形成自己的观点与成见。而如果是受教育阶层，甚至是属于“知识分子”，大概会更加认为自己有能力在道德和价值上对中国当下的体制做出判断。

笔者写作的原型，主要还是那些交流过的英国人及美国人。

1、认为政府、国家、社会、人民都是对立的

他们完全用西方的模式，把这些概念套用在中国（以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

——政府（state/government）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定是对立的；

——党（party）和政府及官僚体系（state/government/bureaucracy）也是分离的；党是党，政府是政府；

——公民社会则是由离散的个体（individuals）组成的；也不存在什么公民社会自己的整体共识和公共意志（而且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公民社会就是个人的组合。

而且在西方的框架下，这些概念已经从“实然”（is）变成“应然”（should）：公民社会应该与政府对立；政府和官僚体系应该独立于党；必须保护个人的独立和自治（终极目标），一切的东西，从公民社会到政府到政党到政治体制都应该是服务于个人意志与利益的工具。社会应该是自下而上构建的（bottom up），而不是自上而下构建的。中文“国家”一词包含了国与家两个字，在西方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他们非但无法从文化上理解，而且由于认为个人和家会且应当与政府对立，那么就只会认为这种构词本身就代表着国与政府意志对个人的强迫：强迫个人及家庭牺牲自己从属于国。

2.对中国党/政府/体制极深的成见和严重的cynicism

在他们的认知框架下，中国体制就是一个由极左集权主义（far left totalitarian）（及上个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体制，本质没有变化，只是内容和形态上有所弱化。中国的国/政府就是一个由共产党（某个具体的party）统治的“regime”（regime指权威主义、非民主的政权），共产党通过对官僚体系及整个社会的全面网格化渗透，将自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communist ideology）强加给中国的政府（官僚行政/体系）、公民社会及个人。

同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意识形态当然就是communist /共产主义——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组织关系及治理方式。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意识形态里描述的终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手段（means），帮助在短期内巩固权力和维持统治。

当代西方人既无法理解，也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所提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背后的使命和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际上，上个世纪世界很多地方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反殖的极重要力量）。按西方人的逻辑，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政治经济组织方式——最初的创党者可能是初心驱动的，但发展到后来的新生代“政客”，初心不复了，一切就变成了维持统治。统治和权力（power）本身变成了终极目的，其他都是手段。例如，他们会说，中国共产党是把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作为自己新的统治合法性基础，借此巩固和延续自己的统治。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权力。

——中国大搞扶贫，他们会认为这纯粹只是为了维护稳定，寻求新的、更大的合法性基础。否则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不保；

——中国弘扬爱国主义：他们会认为这就是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把矛盾外化，转移目标，并为共产党寻找新的统治基础。

所有的都是一个套路（pattern），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价值观的，也不存在有信仰的政治家（politicians with moral convictions），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power），一切都是权力斗争，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的手段和套路。

不相信价值观和信念可能存在。政治必然是黑暗的权力斗争。这其实是一种极度cynical（愤世嫉俗、怀疑主义）的观点。

3.西方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看法

1）CCP = communism。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没有其他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他们要么注意不到，要么不理解。实际上，他们也不关心中国共产党“卖的什么药”，他们认为“共产党”这个标签足以概括一切；

2） Foreign/Alien：其次，他们认为这种主义是从欧洲来的，是上个世纪的极左政治的衍生品，他们认为中国就是斯大林的“接棒者”，只不过对斯大林主义是做了一些本地化的改变和“柔化”：先是毛泽东，然后再发展到现在。他们并认为，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种主义是外来的、陌生的（alien/foreign），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共产党自上而下强加的（imposed），普通中国人，如出于本性，对此是抗拒的。这种主义和这个党不可能是中国人的“历史选择”。他们认为这种表述只能是宣传洗脑（propaganda）

3） 中国人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看法：要么是被洗脑，要么被煽动了恶的力量，要么是不敢说出来或不敢反抗。前面已经讲了，他们认为个人/公民社会和政府本来就是对立的，再何况他们认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逆历史潮流”、“违反人性”的上世纪遗物，如此地伤害普通人的核心利益（“人权”），那人们怎么可能拥护这样的党和这样的意识形态呢？他们对此事完全不能理解也不可能相信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解释中国人拥护自己的政府，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被洗脑了。个体从小被灌输洗脑，建立了对体制的强烈拥护。这里面还可以细分成两种，一种是强洗脑，即价值观已经完全内化，无论收到任何信息都不可能反对体制。第二种是弱洗脑，即对体制的拥护主要建立在信息账务不全面之上。西方人假设，这些人一翻墙，看到“真相”，就会选择反对体制。

无论程度如何，但西方人会说，这些人已经丧失了“道德选择”、“道德判断能力”、“自由意志”，成为体制的螺丝刀。什么是道德选择和判断？既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体制本身就是恶的，那么只有反对中国体制才可能符合“正确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而拥护中国体制就 = 没有道德选择和道德能力。然后，将此进一步上升到哲学层面：如果不能做出（反对中国体制的）道德选择和判断，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被人认为是丧失本性的：说得难听一点，根本就不是人，是机器人。

第二种可能：认为肯定是某人性恶的一面被挑拨发动起来，然后被体制利用了。大逻辑是，先认定中国体制就是邪恶（evil）的，然后认定，你只有把个体变得“邪恶”，才有可能让他们主动选择“邪恶”。西方主流知识分子最爱说的，就是集权政府煽动民族主义。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代表偏执、狭隘、仇恨，是一种最低级的主义，集权政府最喜欢通过煽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对外仇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请注意，西方主流知识分子也是用同样的叙事去批判西方内部的右翼的，譬如Trump政治及其支持者。）

第三种可能：反对者也存在，只是他们有话不敢说，或者没有说的自由，因为体制是靠恐惧（fear）来统治的，通过恐惧来压抑不同声音。所以，一个人只要没有被洗脑，或者只要不是体制的“从犯”（既得利益者或被煽动者），那么其内心一定是反对体制的，厌恶体制的——而且西方人这里所说的“反对”，不是指反对某项政策，而是反对整个体制，反对整个政治秩序。其区别只在于情绪的强与弱，有的人强烈反对，有的人微弱的反对。但体制是没有粉丝的。

这几种可能，已经把中国人“穷举”。要么洗脑，要么是既得利益者或被煽动的“从犯”，要么是沉默的反对的大多数。所谓的第四种可能——有道德选择能力、有自由意志且还能拥护体制、拥护国家的人，在西方眼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人只能被划到前三种分类里：要么就是被洗脑或信息不全，要么就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或道德不健全者，要么就是内心深处的反对者。有一个中文词可以帮助他们概括他们想要说的：“非蠢即坏”。在网络上，拥护中国体制的普通人一直被称为“五毛”藉此贬低和否定他们的道德自主性（moral agency）及道德价值（moral worth）。

这里，西方人很容易将中国与纳粹政权比较，把大多中国人类别于1930-40纳粹年代时德国的体制拥护者。他们还会套用Hannah Arendt对“平庸的恶”的定义，并认为中国政权可怕之处就是“洗脑”和“胁迫”，在利用“集权体制”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全面摧毁道德”。这恐怕也是大多数西方受教育群体对中国人的看法。

4.西方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偏见、成见的来源

笔者以为上述这些偏见的形成有若干来源。

1)无知。Ignorance

这里，我们可以仅讨论受教育群体（大学本科以上文凭的人士）——对中国深深的无知，不仅仅是对中国党/政府/体制，还包括中国的历史、文明、社会、人、价值观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状的无知。且比无知更可怕的是不关心：即，根本就没有兴趣去了解中国。而且笔者一直认为，对西方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对中国进行过度简化的（reductionist）分析，认为透过“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标签，再加上对“亚洲社会”（Asiatic society）的成见（即专制、反现代），就已经足够概括、了解和定性中国政治和社会。

这种无知正在使中国与西方的信息不对称与日俱增：即，中国的受教育阶层越来越了解西方（特别是对经济发达国家，例如美、英、德等大国），远远超过西方反过来对中国的了解。

另外，西方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即西方一方面对中国非常无知，一方面又非常害怕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当年中国是经历过“无知无畏”的，就是中国清朝末期的时候，不知道西方已经很发达了，还自诩天朝，不把西方放在眼里，也不害怕西方，直到挨打了，丧权辱国了，才发现西方的厉害。那时已经晚了。但在之后，就是拼命学习和了解西方。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学习和应用西方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尝试。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西方既然这么害怕中国，为什么不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呢？因为，仔细研究后，可能发现中国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子。中国是一个并不难理解，有自己的历史、文明、文化逻辑的政治体和社会，与西方的想象完全不同。中国还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方借鉴。

而西方所做的，尤其是媒体和政客，以及许多的学者知识分子，却是拼命的妖魔化中国，而非客观地去了解和描述中国。正面讲述中国的声音会被压制和边缘化。其结果是不断扭曲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加大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句话恐怕颇适合用于当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但也许，西方已经知道了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潜力、强大之处和吸引力，他们隐约的知道，如果对中国深入了解之后，可能会发现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是一个更加高维的模式，可能代表某种未来。中国的成功是对西方“历史终结说”的根本的终结（“历史终结的终结”），并且中国的模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有可能影响辐射其他国家，并最终反过来影响西方。对于西方而言，这就构成了一个涉关其生存根本的威胁了（existential threat）。

类比：班级同学的表现与竞争

这是一个班集体。有几个同学过去一直表现最好（“欧美同学”，班长是美国，副班长英国）。还有好些学生也效仿欧美同学的学习方法（“日韩”等同学）。最近一段时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同学（中国）突然表现很好，学习突飞猛进，超过了很多同学，许多其他同学（“亚非拉同学”）都对中国刮目相看，想学习中国的学习方法。这个架势，中国大有要当班长之势。

本来，欧美同学应该做的是，仔细研究中国同学的学习方法，看看中国同学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看看有没有能够借鉴的。这和中国同学以前做的事一样：先虚心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结合一下自身的情况，但美国班长和欧美同学不去认真研究中国同学，反而到处抹黑中伤中国同学，说中国同学作弊、抄作业、找父母帮忙、找代考、老师偏袒（笔者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并且向全班同学如此游说，要求其他同学不得和中国同学玩，也不能效仿中国同学的方法。美国班长希望这样就掩盖中国同学的成功，将其视而不见，希望这样就能把中国同学吓跑，逼迫其离开这个班集体，或者让中国同学因为孤立而心情恶劣，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法，选择与大家一样。

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中国同学将继续按照自己的方法学习，继续优秀。也总有一天其他同学会跟着效仿中国同学。欧美同学的鸵鸟战术最终是没有效果的，只会影响自己的进步。

2)西方人对政治本身的敌视及严重的cynicism，将其投射至中国

这主要来自西方选举政治自身：当下西方，人们认为政治是个坏词，认为政治非常黑暗，政客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到处都是利益、伪善、操纵、欺骗、谎言。有道德理念，追求自己道德信念的政客非常少，哪个政党或政客大讲价值观，一般人是不相信的，认为他/她只是在骗取选票。在过去几十年，新闻媒体及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对此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使得人们对政治和政治公共机构的信仰落到历史低位。Cynicism主导着整个西方对政治的讨论。而从英国脱欧到Trump 2016年上台，西方反精英右翼民粹政治抬头，反映的就是人们对政治、政府、政党、政客的深深的不信任。

所以，西方在把西方选举政治的阴暗面，或者西方社会对自身政治的刻画和妖魔化，投射（project）到中国身上。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可能去跟西方人说中国的政党、政府、政治家、政治可能是有内在价值观和情怀的？他们认为，中国不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只可能系统性生产“恶”，中国的政治只会比西方更黑暗。

话又说回来，这种对政治的怀疑（cynicism）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包括中国，例如对官员的不信任，认为很多的官员存在腐败，认为许多人就是为了追求权力，等等。这里的区别仅在于，西方人不仅仅会怀疑和敌视政治，还会建立一个高低序列，他们认为，中国不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然只能在这个序列里排在最低位置。这是一个重要的基于制度的道德判断。

所以，在西方视角里，中国的政权（regime）只可能是一个为了追求自身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政治机器，它肯定比西方政治更加虚无和虚伪，没有，也不可能有价值和信念可言。而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如果没有被洗脑，必然会反对这样的政治和政府——这毫不意外，就和西方人对自身选举政治也十分失望一样。

3)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妖魔化和深深敌视。

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极端意识形态，极其的危险和邪恶——制度性的、文化性的、价值性的、固有的邪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通过赢得了冷战（战胜了共产主义），才保护了自己自由的生活方式。

即便共产党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政党参加到西方的选举政治里（譬如美国共产党），也不可能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制度性邪恶。

4）种族主义

这个问题其实前面已经提及了，即他们认为中国人，只要拥护体制的，就是“非蠢即坏”。中国人是没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没有道德选择能力的，没有自由意志的。

在西方人潜意识里，中国人就是成千上万长得一样、毫无个性特征、千篇一律同质化、一个模子打出来的、缺乏创造、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思维能力（除了不守纪律的低素质的小聪明外）、缺乏温度、甚至缺乏人性的机器人。

这个成见（stereotype）其实还可以拓展到更广泛的东亚，乃至于成为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需要忍受的种族主义偏见。

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人种/人口本质是“顺从和奴性的”，也没有骨气，很容易被“驯化”。这样的人口当然无法做出什么“道德选择”，不存在什么道德意志（moral agency），不需要被尊重。这样的人口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敢说出来，能做出什么“历史的选择”？他们只能由西方人来告诉他们自己想要什么。

这种种族主义是隐藏得非常之深的，是系统性的，看不见的，不能言说的，但确实是背后的逻辑。

所以，在西方知识分子眼中，如果看到中国青年高呼爱国口号，那解释套路只有一个：权威主义政府给民众洗脑、煽动民族主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我非常惊讶的是，受够各种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会不假思索的接受这个推理。

我总结的原因是:

其一，这个推理是基于大量偏见和成见的，大部分人对这些偏见和成见是没有意识的;

其二，这个推理太简单了，too easy，根本就不用动脑子，命题作文，如果智力懒惰 + 思维封闭，很容易得出这个看似正确的结果；

其三，本质上是不尊重人，对人的贬低（具体而言，这是不尊重这些喊口号的青年学生）

其四，给人以道德优越感。把体制定义为恶的，把这些青年称为被洗脑、没有道德选择能力、“体制的合谋者和‘从犯’”，使得说这句话的人自我感觉很好，一副高高在上，做道德的评价的样子。

最后，笔者以为，香港和台湾的反中及独立运动人士及市民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内地/大陆的政治制度、秩序、政党、政府的，一样的套路和叙事。

背后有深刻的文化基础：

——香港后殖民地文化的延续及英语教育，对美国/英国/“五眼”文明的崇拜与追求；

——台湾的“去中国化”教育。

香港和台湾人离中国的文化与文明越远，离西方文明越崇尚越接近，就越容易接受这种简单且能给自己带来优越感的叙事。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