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学器物”到“仿制度”、“走俄国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历程。

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3.陈独秀、李大钊：学习“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思想方面，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而以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没有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陈独秀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它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

三、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对西方传入的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和与中国实践经历进行比较后，坚定地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特征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1.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主题是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相连，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

2.学西方的历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不断深化的复杂历程。

3.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例如林则徐等萌发新思想、洋务运动）到主动选择（例如辛亥革命）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