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历史学家李剑鸣教授著作《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

不论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对于这个学科的特点，对于自己工作的性质，多少都应当有一些了解。在其他一些学科，虽然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并非漠不关心，但他们很少纠结于本学科“是什么”这一类问题，更没有像史学界一样，反复就“历史学是什么”掀起热烈的讨论。

历史哲学家和专业史家都曾为此花费不少笔墨，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近几十年来，欧美史学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个话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由此出现多种不同的新说。

反复纠缠于这样一个“入门”话题，难免使初学者感到费解和沮丧；不过，这也说明史学可能确实具有某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初学者既有志于治史，就有必要明了史学的特性以及它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对于理解和奉守专业主义原则，选择适当的研究路径，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或许是一件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

专业化之路

史学乃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如此，在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是这样。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在欧洲，只有史学、数学和天文学在成为制度性的学科以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两千多年。而且，史学还孕育了其他一些新的学科，因而有“母学科”（mother-discipline）之称。

但是，史学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学科，又是相当年轻的，与众多后起的学科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在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中，史学长期没有独立的身份，写历史的人大多是业余爱好者。

换言之，史学长期只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个学科。史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或学科化（disciplinization），最先在19世纪出现于欧洲，进入20世纪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理念、专业规范和专业技艺，大多也是在专业化过程中或专业化完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自上古便有史籍留传，而史之为学，则是汉代以后的事。古代史官的主要工作，是记录上层当权者的言行，所谓“君举必书”，“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但记史不等于治史，史官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他们所留下的记述，自然就不能算作史学论著，而只是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简”。

在史学的形成中，司马迁和班固厥功甚伟。清人钱大昕评论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不过，在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史学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

《汉书·艺文志》梳理古代学术源流，依循刘向、刘歆父子把《史记》归入“春秋”的先例，将多数史籍列在“春秋”名下，而未专设史学一目。三国时魏人荀勖作《中经》，把书籍分成甲、乙、丙、丁四部，史籍归入丙部，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东晋人李充整理各类书籍的目录，调整了乙、丙两部的位置，将史籍置于经书之后。到梁元帝时，已有“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目。这反映了魏晋时期“经史”分离、史学独立的实际。《隋书·经籍志》依例而行，用经、史、子、集“总括群书”，以史部居次，进一步肯定了史学地位的上升。

《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著作817部，共13264卷；若包括亡佚书籍，则卷帙更为浩繁。“从东汉到唐初，民间史家也为数众多，富有文学修养的文人撰史成风，即便官书正史，也多由文人主笔，史官的地位随之下降。

从唐朝开始，国家控制正史的编纂，官修国史成为定制。唐宋是古代史学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个时期，不仅史书的纂修富有成绩，而且在体例与理论上也有新的变化，专业技艺和规范随之发展。但严格来说，修史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古代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间，在内涵、范式、材料、方法和旨趣各个方面，均有许多的不同。

及至清代，史学的专业技艺和治学规范又有新的进展。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清人章学诚颇为推重，赞许其著作“寓意深刻”，对史学的原理、原则有着独到的思考。梁启超则径直称章学诚为“集史学之大成的人”。在一定意义上，章学诚的思想昭示了史学专业化的前景。他张扬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强调史家要有独立见解，称治史重在阐释历史的意义，即“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不过，章学诚的言论既不见重于当世，也颇受后来学者的贬抑。相对而言，清代学者的治学实践，对史学的专业化是一种更直接的推动。梁启超对清代所谓“正统派”的学术特色做了总结，推许这些学者的专业意识，肯定他们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的建树。

梁启超认为，这些学者“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反对“隐匿”或“曲解”证据，并重视比较研究；对前人学说加以“明引”，以“剿说”为“不德”；为学喜相互商讨辩难，在争鸣时则“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文体贵朴实简絜”。

照此说来，清代前期的史学已初步具备专业主义精神。不过，中国史学并未在清代完成专业化，这个进程的最后几步，是民国时期在欧美史学的推动下走完的。

欧洲史学起源于远古的传说和歌词，到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出现整理史实、组织叙事、探讨原因的意识、规则和技巧。不过，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史学一直笼罩在哲学、文学和神学的影子里，虽然编年史书为数不少，但治史的规范和技艺，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史学的学术特性尚未形成。

史学和其他知识门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尤其是与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神学纠缠不清。18世纪的伏尔泰仍把史学视为哲学；到19世纪，英国史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还有心与时髦小说家一争高下。

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德曾说：“历史学已有各种叫法：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种神学的例证，一种哲学的面相（phase），一个文学的分支。”史学名号繁多，归属不定，正说明它在学术上还没有取得确定的身份。作为史学主体的史家，不仅不具独立的职业身份，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史学当作政治、道德或娱乐的工具。

在欧洲史学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法国和德意志的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博学时代”的法国学者，在史料、领域、方法和学风各个方面，都对史学的发展大有推动。

英国史学史名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特别推崇德国的巴托尔德·乔治·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称赞“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更是功不可没。他不仅发展了尼布尔考订史料的方法，而且构筑出一套史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事实的确定性、细节的精确性和当时人记述的权威性，反对将个人情感和偏见掺杂在历史解释之中。这样就使史学同传说、文学及哲学彻底分家。

兰克的主要著作《教皇史》以“客观叙述”和“资料丰富”而闻名，而兰克的学术也成为19世纪史学专业化时期欧洲史家的典范。及至20世纪初年，德国史学界围绕卡尔·兰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的《德国史》展开讨论，对兰克的史学范式发起挑战。

兰普勒西特本人主张打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模式，拓展研究视野，向社会科学靠拢，以建立“新的历史科学”。这种呼声在德国受到正统派的压制，却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响应。随后，多国史学界出现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

李剑鸣作品系列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

李剑鸣著

本书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

李剑鸣作品系列

本书博采国内外史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丰富多样的史料和其他文献，借鉴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由宏观而入精微的探讨方式，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以揭示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