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是非，扬善惩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之正义与史学家之良知。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评价历史人物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要实事求是，尽力做到客观公正。“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正确的历史观，是史家的基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只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一切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不饰非，不溢美，才有可能得出平实公允的结论，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继续推动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辛亥革命已经有了90年的历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也有了90年的历程。经过学术界长期不懈的努力，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形成了所谓的“学术高原”，如何进一步发展、深入，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在新世纪已经到来的时刻，我们应当理性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努力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推向前进。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回顾9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成绩固然很多，问题也还不少。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观问题。以往一些历史评价的偏差失误，根本原因就是历史观的偏向与错误。只有一切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才能使辛亥革命史研究不至于偏离正确的轨道，并能一步步地走向真理。

其次，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领域。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变动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转型，不是单纯的政治史研究所能解决的问题。当时的世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中国已和世界发生了许多深刻的联系。外国列强不仅纷纷进入中国。还不断干涉和吞蚀着中国。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如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拓宽研究领域。事实上，近年来，现代化理论与一些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已经使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取向。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等多元取向，更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其中不少领域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还有待于学术界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当然，就政治史研究而言，也远远没有达到穷尽的地步。不仅辛亥革命本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立宪运动、清末新政等，也都需要加强研究，提出新的认识，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我们的眼光不能仅停留在辛亥革命历史本身。研究辛亥革命历史，要与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与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辛亥革命后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努力，由于辛亥革命所造就的精神力量，近代政治史上曾发生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国共合作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两次国共合作都带来了中国的解放和中华民族振兴的机遇。这种机遇，同时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条件和活动舞台。但是在历史的机遇面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贯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我们党的奋斗是孙中山先生选择的继续，是辛亥革命选择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历史选择的继续。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上做出的成功探索，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历史道路探索的结果。对这个历史过程。我们也要努力研究，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再次，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近20余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下的国际学术交流。通过这个途径，我们不仅让国际学术界了解了我们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译介了国外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借鉴了一些好的研究经验，引进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这些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后，我们应继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学习、掌握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让辛亥革命史研究进一步走向世界。

最后，史家要关注现实。历史学虽然有其自己的独立品格，但是，历史是连续发展的，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现实离不开历史，历史学也离不开现实，历史学家应关注现实。现实中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问题。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运动、历史上的社会现象。这是这门学科本身所规定的。但是历史学家也要解放思想，要借助今天科技发展的水平，要借助一切最新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比如，在辛亥革命历史研究上，建立有关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权威数据库，使这种数据库光盘化、网络化，有方便的检索功能，彻底改变历史学家传统的研究手段，大大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值此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应该继续重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无论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还是现实意义。以及一切与辛亥革命相关的课题，都是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用心加以研究的。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我们要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我期待着学术界做出新的贡献。

9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20世纪初叶中国发生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在中华民族振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实现了我国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是标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里程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事件，我国学术界历来都给予相当的关注和重视。半个世纪来，历史学界已经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世纪到来之初，如何更进一步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仍然是学术界的一项重大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史学传统的国度里，史学往往与历史进程同步，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历史学家记载与研究这段历史的开始。民国初年，一批记载这次革命历史的著作，便以中国革命史、辛亥革命史或中华民国开国史等名目问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这些早期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多为革命党人亲历亲闻的史事记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国民党建立其全国性的统治后，辛亥革命史研究被纳入到国民党党史的范畴之内。正如时人所说：“现在谈中国革命史的，多数是从兴中会起；而普通的又多由兴中会，而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相联接。”这样，一些渗透着浓厚党见气息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便成了为国民党正统观念服务的工具。不少史实被曲解，大量史事面目全非。实在难得一部信史。即使以资料见长的著述。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也因作者囿于党派成见，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辛亥革命，写出了诸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黎澍）等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努力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影响，创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体系。辛亥革命史研究被纳入这个新的研究体系之中，阶级分析的方法成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新时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摆脱旧史学的影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1956年，毛泽东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称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和“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196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史学界在武昌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展示了一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这两次活动，对于建国以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科学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影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回忆录》等文献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基本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以1979年在广州举办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为契机，从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到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一系列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为中外学者提供了广泛而直接的交流机会。在这个双向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学者的大量优秀学术成果被介绍出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相当关注与重视：同时，国外学者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重要的研究成果也被译介进来，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走向繁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两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等。同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大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现代化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史家笔下的辛亥革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标志政权更替的政治事件，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结构的近代转型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社会群体、社会文化、社会心态等多方面的变动问题：历史学家不仅进一步研究了革命派的革命活动与思想，还开始研究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及清政府的新政活动；不仅注意研究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等各个政治派系的领袖人物，还注重研究各个政治派系其他众多的非领袖人物。另外，大量档案、文集与文史资料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与研究梯队的形成，都表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正在日趋成熟。经过这个时期的建设和发展，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一门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9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90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新中国建立以后，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绩，既增进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史的认识。也有利于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辛亥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必须给予高度估价。那种忽视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可有可无的观点，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一条基本原则。要想给辛亥革命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就必须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

中国史步入近代的历程是艰难而屈辱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迫使古老的中国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联系，一步步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近代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样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是阻碍、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力。只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辟发展的道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通过现代化运动以实现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基本任务。

从民主革命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起点。毛泽东曾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斗争，都没有从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更没有提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只有在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了反映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反映近代中国时代特征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标志的革命纲领，有计划地领导了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武装革命斗争，最后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引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闸门。政治上，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政治现代化扫除了制度性障碍，并做了制度创新的有益尝试，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经济上，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冲击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再加上革命之后孙中山、黄兴等人致力于民生主义和实业建设，使民国初年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民国的建立与帝制的废除。不仅仅是政体形式的变换，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民主共观念的深入人心。孙中山曾明确地宣称：在建立民国以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此，帝制将不复存在于中华大地，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的败亡。便是最好的铁证。辛亥革命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并没有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独立、民主和富强。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给此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提供了经验教训，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激励了几代中华儿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胜利，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肯定一直是主流。然而，最近几年。在这个主流基调之外出现了一个极其不和谐的声音，即所谓的“告别革命”说。论者宣布要告别一切革命。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告别俄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所谓“告别”革命，就是否定革命。奴隶们不要反抗，不要造反，应该认命，甘当奴隶。按照“告别”论者的说法，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是可有可无的，与其崇尚革命，不如推崇改良，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就辛亥革命而言，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客观历史运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创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宣布否定就可以否定得了的。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产物。辛亥革命也不例外。的确，20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两条政治道路的选择。两条道路之间也曾有过激烈的斗争。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革命党人领导的武昌起义爆发时，立宪派人士大都从对清政府宪政改革的绝望中自然地转到革命阵线中来，是历史抛弃了康、梁的“君主立宪”之路，选择了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20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告别”不了的。

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无视客观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诚然，对于革命的成败得失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客观的历史研究。辛亥革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都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历史规律，这才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评价历史人物要以时代贡献作为基本标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研究历史自然离不开对人物的评价问题。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看他是否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大基本任务是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问题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样，是否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评价近代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基本标准。抓住这个标准，就是抓住了历史人物给历史时代贡献了什么。我们对辛亥革命历史进步作用的估价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对辛亥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也离不开这个标准。

在辛亥革命时期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历史人物大致可以分为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大类。正如辛亥革命有成功也有失败一样，对革命派人物的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道，既要看到其历史功绩，也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对于革命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历史功绩，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孙中山揭橥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表明辛亥志士追求的是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这是时代的最强音。黄兴、宋教仁等一批革命党人自觉地汇集在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之下，是他们共同领导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他们真正地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这是他们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至于最终的失败结局，固然可能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封反帝的认识的局限性，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评价革命派人物的时候指出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苛求前人，那可能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正是提供了他们的前辈不曾提出过的东西，而他们提供的东西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是首位的。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立宪派发动的立宪运动，以及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方面所做的实际努力，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就是晚清政府在工商实业、军事警察、教育文化以及司法改革方面出台的一些实际措施，历史学家也要给予恰当的评价。在这方面，不仅梁启超、张謇等立宪派人物值得肯定的评价，即使张之洞、袁世凯等旧官僚人物的新政活动也不容忽视。然而，如果我们把新政、立宪与革命三大运动做一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因此，对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许诺他们若干政治权利，制定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行政法规。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活动，也是以承认皇权的合法性权威为基本前提的，他们希望在皇权掩护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当朝廷以“预备立宪”敷衍他们的立宪要求时，他们也会起而奋斗，其中一部分人最终附和革命。而革命派的奋斗目标，是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保障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前途上。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方向实际上是一致的。在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上，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对立的。总的说来，在需要用革命手段来推进历史进步时。立宪派的反对革命与日官僚势力的阻碍、破坏革命的消极影响。是不能否认的。对于他们对抗与破坏革命的反动性，也应该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一股否定革命的思想的出现，一些近代史的人物、事件，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歪曲历史的评价。应当说，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对于过去某些把握不准的地方，给予纠正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大作“翻案”文章也是不必要的。对辛亥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一种所谓的“扬袁抑孙”现象。即有意地抬高袁世凯而贬低孙中山。诚然，袁世凯并非一无是处。孙中山也自然有其不足。但是，有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不世功勋，是不可磨灭的：袁世凯帝制自为出卖国家利权的昭彰罪恶。也是无法掩盖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