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时，已故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业师章开沅先生在谈及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曾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要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必须纵观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历史背景、百年历史本身和百年历史展望”。章先生的意思，实际上是要将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理解和探索，放在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视距中，作贯通性、通盘式的考察，从而揭示辛亥革命深层次、长久性的历史影响。“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进程、后果、影响，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才能谈得上对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他又特别强调，这种通盘式的考察，其关键是要把握历史的连续性和复杂性，揭示出历史重大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

循此思路，笔者认为，在探讨辛亥革命对后续历史进程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影响时，一是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以百年为界标，作大视距、长时段的纵向考察，探寻百年来的历史发展线索及其规律；二是要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复杂性，找到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关键问题与关键论域，从而呈现历史重大事件之间的真实关联，即历史的因果之链。

为此，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视角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一、辛亥启蒙与“五四”启蒙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般认为，是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当然没有问题。但仔细推敲会发现，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在同各种思想、主义的长期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一连串思想启蒙的最终结果，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革命，它打开了中国思想进步的闸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潮流。民国初年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人们参政、议政热情大为高涨，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其次是社会舆论空前开放，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得以创办，“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再次表现为各种陈规陋习被禁革之后，社会上兴起移风易俗的潮流，社会风俗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旦挣脱长期以来的封建束缚，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都空前活跃起来，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层出不穷。恰如列宁1913年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

民初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政治和思想的前提，随着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的创刊，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族觉醒随之而至。这两次相隔不远的思想解放浪潮之间无疑存在着历史的必然联系。诚如龚书铎先生的论断：“辛亥革命后，尽管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尊孔复古逆流，但民主、自由的风气和潮流也在向前发展”；“‘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几乎在辛亥革命时期都提出来了。‘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无疑是时代的需要，具有时代的特点。但是，作为文化运动本身，它又是有着发展衍变的过程，不是突如其来的”。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意义上又各有不同特点。如果说，“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持续了辛亥启蒙的历史主题，重点在于反封建，在于提倡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那么“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转而主要关心和讨论社会改造问题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蔚然成风。“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显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之间，有着一条若隐若现的历史演变之链，存在层累、递进之关系。不破不立，没有早期痛苦、决绝的大破，也就没有后来坚决、彻底的大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都曾受到过辛亥革命的思想洗礼，都曾有一个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而每个人因接受启蒙的方式、路径和程度的不同，其后来的思想主张也不尽相同。我们必须在历史连续性与复杂性意义上，仔细梳理其间的历史线索，重建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过程与全貌，方能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价辛亥革命对其后中国革命的思想影响。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承上启下作用

如毛泽东所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连接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的历史链条，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桥梁，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过去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与新三民主义的粘连而具有的融合、中继性特点，研究还不是十分充分，缺乏更为细致的分析。

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时序上有所交叉，内容上多有一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两者的共同之处大体表现在：第一，在反帝反封的革命目标和政纲上是基本一致的，同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晚年孙中山的思想有很大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在提倡民权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比较明确的反帝思想，将反帝与反封建统一起来，通过打倒军阀，进而反对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这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政纲基本相同。第二，在结成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新三民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反过来，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亦是愿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联手，共同发动工人与农民投入国民革命运动。第三，实行民生主义，为中国广大民众谋幸福、寻出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主张，一是“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一是“节制资本”，防止大资本的垄断，保护奖励中小资本。毛泽东结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仅明确反对垄断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并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当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继承新三民主义精华的基础上，又超越和发展了后者，比之“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主要表现为：其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只是一个过渡性阶段，克服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其二，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克服了辛亥革命缺乏强大革命政党领导的问题；其三，中国革命属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已经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从而将中国革命纳入了新的世界革命范畴，以获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新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继承与超越，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总结和汲取辛亥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继承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又结合中国国情和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革命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而开创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些正是中国革命之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的历史、民族特点。

因此，从大历史视野观察辛亥革命对后续革命进程的影响，必须厘清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三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以及三种相应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逐层递进关系。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转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只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而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上的不彻底性，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局限性，又势必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经历一个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较为长期的初级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将具有诸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征，只能在艰难曲折中开辟属于自己的独特道路。

三、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中的历史传承

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复兴史，是探讨辛亥革命历史影响的另一个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将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无疑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辛亥革命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理解。

在近代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是孙中山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辛亥革命构成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正式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四个方面的社会转型，从而初步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四大基础。其一，从“王朝”到“国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自觉化”进程，初步奠定了民族复兴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其二，从“革命”到“建设”，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探索了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初步经济基础；其三，从“封闭”到“开放”，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初步思想基础；其四，从“天下”到“世界”，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顺应世界潮流的对外交往基础。当然，所有这些转型，在辛亥革命后还只是初步开始，并没有真正完成。辛亥革命无论是在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以及革命的广度和彻底性上，都还存在致命的缺陷，以致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只是初步展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历史继承性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辛亥革命之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与辛亥革命开启的近代民族复兴运动之间，均存在着历史的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继承与光大。中国共产党是“在辛亥革命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的基础上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曾经指出，自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中，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追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除抗战时期因日本全面侵华而掀起一次民族复兴高潮外，最为关键的也就是这三个历史时期。“正确认识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

从民族复兴视角看，如果说，辛亥革命促进了四个方面的社会转型，初步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四大基础，正式开启了民族复兴之门，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廓清了前进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相应物质条件，古老中华民族焕发出令世人惊叹的青春活力和巨大的民族创造精神，“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总之，就中华民族复兴全过程而言，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正是在继承辛亥革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辛亥革命，将中国和中华民族带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使孙中山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的美好愿望正逐步得以实现，中华民族正以更伟岸的身躯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当代伟大民族复兴究竟在何种意义、哪些方面既继承了辛亥革命，又超越了辛亥革命，则正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

以上所述，仅仅是粗线条地描述了有可能深化辛亥革命历史影响研究的三个视角，当然这只是挂一漏万。如果我们能够像章开沅先生所说的那样，真正打开历史的视野，突破以往单一的“短时段”革命史框架，跨越辛亥前后三百年的历史风云，在由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构成的历史连续性、复杂性中去深入思考辛亥革命的意义及其影响，相信一定还会有更多新的领悟与发现。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也还远未走到尽头，关键在于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与新的思路。（马敏，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