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琼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方向研究生一年级。

摘要：这篇文章旨在说明《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脉络，分析研究《红楼梦》的几个学术流派。近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中心理论是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证派，它主张《红楼梦》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将红学变成曹学，其受到索隐派、封建阶级斗争论、新典范三种理论的挑战。余英时先生肯定“新典范”理论是红学研究寻求突破的出口，并依此写了《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这篇文章作为示例。他分析出《红楼梦》这部书里有反礼教因素，并且探讨了反礼教思想来源于现实中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关键词：典范、危机、索隐派、考证派、挑战。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我最近读了余英时先生三篇关于分析《红楼梦》的文章，感触颇多。我曾经读过《红楼梦》的原著，觉得这一本书道尽了许多人生道理，书中有很多人物的诗词和对联含义深远。“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已分不清，虚虚实实已参不透，尘世间的一切恰如红楼一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在这一章节里作者写了许多词曲，这些词曲无疑都是书中人物一生的写照，短短数十字已经揭示了大观园中各女子以后的归宿。据红学家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但曹氏只写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为高鹗续写。所以《红楼梦》是残本在当今红学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是否有违曹氏做《红楼梦》的本意呢？其对前八十回人物归宿的交待真的符合作者本意吗？对曹雪芹的《红楼梦》的续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红学界根据前八十回散在书中的各种词曲及暗示性笔法对书中人物的命运都有所推断。我根据余英时先生的三篇文章梳理了一下《红楼梦》的研究状况。余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分别是《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一.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流派。

余先生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这篇文章中主要谈及红学研究的几个流派。近五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史学研究，而所谓的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做的仍是史学工作。

从晚清算起，红学研究史上先后出现过两个占主导地位而又相互竞争的典范。第一、以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为代表。这个典范的中心理论是以《红楼梦》为清初政治小说，旨在宣扬民族主义（即反满主义），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第二个典范是胡适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其解决难题的途径是从考据曹雪芹的家室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

二.典范和危机。

近代新红学最中心的理论是以《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近二十年来，自叙说受到了三种不同的挑战：一是出乎索隐派的复活。二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论。三是对于《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理想性新认识。余英时先生引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典范”和“危机”这两个观念帮助我们分析近代红学的发展。“典范”从广义上讲是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又可称为“科学的型范”。从狭义上讲是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共同遵奉的楷模。

三.自叙说所受到的三种挑战。

上文已谈到的自叙说受到了三种不同的挑战，挑战一是索隐派的复活，索隐派复活的原因是考证派红学对几个基本问题尚没有明确答案，如《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脂砚斋又是谁？他和原作者有什么特殊的渊源？复活后的索隐派有其进步之处。最显著的一点即不再坚持书中某人影射历史上的某人，而是强调全书旨在反清复明或仇清悼明。照余英时先生的看法，索隐派诸人自清末以迄今日都是先有了明清之际一段遗民的血泪史亘于胸中，然后在《红楼梦》中看出种种反满迹象，所以索隐派的中心理论在于反清复明。

挑战二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斗争论的大张旗鼓始于1954年围剿俞伯平之役，而且这种理论目前已经取得了大陆红学研究的正统地位。

挑战三是新典范的出现。新典范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及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它的特点是：一、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和虚构性。二、新典范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隐藏于小说的内部结构之中，而尤其强调二者的有机性，所谓有机性是指作者的意思必须贯穿于全书而求之。在后来红学家手里，《红楼梦》的有机性反而发挥更少的余地。原因是无论把《红楼梦》当做哪一种历史文件来处理（索隐派的政治史，自传说的家族史或斗争论的社会史），以往的红学家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援”――即《红楼梦》以外的历史资料。新典范是红学研究寻求突破的出口。

四.余英时依据新典范研究《红楼梦》。

余英时先生的另一篇文章《〈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则是依据新典范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个新范式。这篇文章主要涉及到《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本书中便是大观园里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大观园里干净，大观园外肮脏、堕落，但干净的大观园却又是在宁府的会芳园和贾赦住的荣府旧园的基址上建立起来的，它同外面的世界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甚至大观园最干净的水也是从会芳园流出来的。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具有高度的危害性且不断蚕食着理想世界。根据周汝昌的判断，后半部分所有人物的身份都要发生“大颠倒”的现象，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归到最肮脏的地方去。

余英时先生的第三篇文章《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试图从曹雪芹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两方面来发掘他的反传统本质。曹家原为汉族，后投靠满洲人隶属内务府正白旗，即曹家在文化上是满人而非汉人。满族征服中国本土以后，用汉族理法来缘饰满族间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像贾、史、王、薛这种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只有在八旗世家中才具有典型的意义，在汉人上层社会反而是例外。为什么这么说呢？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分居”条征引了很多条古代别财异居的例子，并加按语：

乃今江南尤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岂君子之言与？（爨：烧火煮饭，灶。）

应劭《风俗通》：“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顾炎武加以评语曰：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哉！

清初以来汉人士大夫早已不能“同居共财”了。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同居”条说：

九世同居，前人以为美谈……时势殊异……同居亦有不可终合之势；与其慕虚名而处实患，则莫如思其意而不袭迹也。……君子以为合则不如分也。

章学诚很明显的主张“合不如分”。这也反映出汉人上层社会的一般风气。“九世同居”是很多人的愿望，但以夫妻为核心的小家庭组建而成后会对父辈乃至祖父辈形成的累世同居的大家庭起到肢解作用。因为当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完全能应付一个小家庭的生存需要时，小家庭便可不在依附大家庭而谋取生存，这样子女势必会脱离父辈、祖辈，分家置业。

曹雪芹所处的八旗上层社会大族累世同居的状况必然会使聚集在一起的家族中的某些人貌合神离，大族累世同居需要依靠一套严格的礼法来维持秩序，但结果则又流于繁琐铺张，所以曹雪芹会在《红楼梦》中营造出一个虚伪的现实世界。作者在严峻的礼法环境中长大，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礼法的叛徒。

《红楼梦》全书都在暴露礼法的丑恶。曹雪芹在反传统这一问题上最欣赏的古人是阮籍，最爱好的古籍是《庄子》。其反传统思想基本属于魏晋一行，尤其是竹林七贤那种任情不羁的风流。他偏重于反周孔名教，反礼法。八旗世家的礼法及其高度的虚伪化是激起曹雪芹反叛的社会原因。

《红楼梦》中的两个对立世界其实也是情世界和礼世界的对立。前者出于自然，是真的、干净的。后者乃由人为。因而是假的、肮脏的。总结地说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魏晋反礼法的一类，支持老庄自然思想并同周孔名教相对抗，在实践中则常表现为任情而废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