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清一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和学术流派，桐城派对于清代文学、思想、文化和教育等诸多领域影响甚深，已然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桐城派研究在视角方法、成果显示度和人员梯队建设方面都有长足进步。但是，在学术国际化的进程中，桐城派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江小角和方宁胜回顾桐城派研究史时，曾简要介绍了法国戴廷杰，日本鱼住和晃、佐藤一郎、武内义雄、三石善吉，韩国金庆国，新加坡许福吉等海外学者在桐城派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2017年10月，桐城召开“桐城派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启了桐城派研究的学术会议走向国际化的序幕。历经百年的桐城派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主动开拓视野，迈向国际，应该成为国内学术界亟待探讨的课题。

翻译为媒：桐城派研究国际化的先行举措

倡导桐城派研究的国际化，首要的工作是让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有机会了解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就目前能检索到的文献而言，桐城派主要人物如方苞、刘大櫆、姚鼐和曾国藩的文学主张在日本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多有阐述，而在欧美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虽有提及，但颇为简略。如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在“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一章中，仅用不到四页的篇幅简要勾勒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其中涉及的桐城派古文理论只有姚鼐和曾国藩两人的文学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桐城派的介绍并未放在清初诗文的章节，而是放在评析龚自珍的公羊学之后，同时又以“桐城派和公羊学都乐意接纳新兴世界所带来的变化”来收束全章。

在古文创作的部分，英语世界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如《诺顿中国文选》《中国文学选集》《哥伦比亚文选》和《含英咀华》等，皆未收录桐城派的散文作品。即便在集中译评中国古代文论的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桐城派诸家的文学理论依然阙如。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海外学术界和出版界，桐城派的经典文论和名家名作并没有充分地被海外学者和读者所认知。这种情形显然也与国内学术界的桐城派研究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改变这种内热外冷的状况，我们要先从翻译着手，将桐城派有代表性的理论与创作，以及国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译成外文呈现在海外学者和读者面前。具体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文本外译。在文论方面，可以在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的基础上，再精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译成外文，结集出版；在文选作品方面，可以许结编选《桐城文选》和江小角等编选《新编桐城派文选》为蓝本，选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名篇。其次是学术外译。国内近百年的桐城派研究史，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桐城派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可以通过中华学术外译基金项目的方式，争取每年都能选译一部有分量的桐城派研究著作。当然，也可以通过选译论文集的方式，扩大桐城派研究学者和学术文章的覆盖面。

翻译作为中国文论或作品向外传播的有效手段，以及各种形式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核心机制，已经在诸多国际化的中国学术中得以成功运用。如以“龙学”为例，在英语世界中，《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译本有施友忠译本、宇文所安译本、黄兆杰译本、杨国斌译本等。通过翻译，《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有了很大提高（参见胡作友、张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文心雕龙〉英译谈起》）。“红学”亦是如此。《红楼梦》的英译历程至今已超过200年，代表性的译本有乔利译本，王际真译本，霍克斯、闵德福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等。因此，我们合理推断，同样具备学术国际化特质的桐城派研究也能以翻译为媒，成功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之中。

内外合力：桐城派研究国际化的两种路径

在桐城派研究走向国际的进程中，除了基础性的翻译工作之外，激发国内学者的巨大潜能，鼓励海外汉学家的积极参与，成为桐城派研究国际化的两种基本路径。

首先，鼓励国内的桐城派研究专家将部分研究成果投往英文期刊发表，增加此领域的国际能见度。2018年，《中国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第2期以“桐城派与晚清思想变革”为主题，集中登载了国内5位学者的英文文章，分别是桑兵的《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曾光光的《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许曾会的《袁世凯与桐城派》、王达敏的《桐城派与北京大学》和郭书愚的《清季安徽学术的“存古”履迹——以沈曾植和桐城派为中心》，并由该刊主编、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撰写专栏导言。由于这本英文杂志类似于国内的各种“文摘”期刊，它们接受已经刊登过的文章，因此非常适合那些在国内已经发表过高质量论文的资深学者。文章经过英译之后，便可以在英语世界传播中国学者的桐城派研究成果了。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年轻学者敢于尝试，直接用外文撰写相关论文，投稿至海外汉学类学术期刊。

另外，国内的英文期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s（《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研究前沿》）和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以及英文报纸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中国社会科学报（英文版）》）等，都可以为国内学界的桐城派研究走向世界提供机会。举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2008年，关爱和的《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中的新旧之争——以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冲突与交锋为例》译成英文后登载在《中国文学研究前沿》杂志上；2019年，王达敏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英文版）记者的采访，畅谈桐城派研究的新视角。

其次，鼓励海外汉学家用中文或外文发表桐城派研究的相关成果，或参与桐城派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如同地球村一样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前文所言之桐城派文论和作品的译介或国内学者用外文发表学术文章，这些都是“中学西渐”的基础工作和必要措施，目的是让海外的学者和读者能看见桐城派，进而了解桐城派。

目前，海外汉学家业已形成一个大规模、跨学科的旨在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群，且与国内的诸多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现已构筑了来自全球65个语言区域、4000余位汉学家参与的汉学学术共同体平台。我们完全可以主动联络其中研究中国明清史、明清文学史、明清思想史和明清教育史的汉学家，关注桐城派在其研究领域中的分量，鼓励他们在了解桐城派的基础上去研究桐城派；主动邀请相关领域的海外汉学家参与国内的桐城派研究会议，甚至在研究力量具备一定规模之后，他们在海外也可以主办桐城派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和马来亚大学红楼梦研究中心于2019年10月在吉隆坡主办了一场“《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办单位则有中国红楼梦学会、韩国红楼梦研究会和北京曹雪芹学会。这种合作办会的模式不仅能加强不同国家、区域之间学者的互动交流，同时也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一种直接体现。

合作互鉴：桐城派研究国际化的终极目标

在推进桐城派研究国际化的过程中，海外汉学家的智慧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可以和国内的桐城派专家分工合作，提高译介水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桐城派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当然反之亦然。而合作共赢、互利互鉴正是桐城派研究国际化的终极目标。

在合作层面，国内的桐城派研究专家和海外专研明清文学、历史或思想史的汉学家通力合作，势必会优势互补，大幅提升桐城派作品翻译或学术译介的水平。实际上，这种做法已经在前几年的中华学术外译基金项目中实施了，名为“中外编、译、学协同合作的团队制”。具体要求是：课题组须至少配备一名外方合作译者或审校人员，一名项目涉及学科的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译者或审校人员一般以文版所在语种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优秀母语专业人员为主，鼓励海外汉学家、译著所涉领域优秀华人学者和外方其他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课题组。运用至桐城派的具体翻译实践中，即国内学者负责内容的挑选，包括数量和难度的把控，以及初步的外译；海外汉学家主要在初译稿的基础上进行母语润色加工，兼顾桐城古文的原意和所在国的语言习惯及文化特质。诚若如此，我们就能确保向世界讲述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而西方受众也易于理解和接受。这才是通过合作达至共赢的效果。

在互鉴层面，海外汉学家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往往因为学术训练体系的不同而时有新见，值得国内学界关注。商伟认为，“桐城派在构造其自身理念及其表述时，积极回应流行话语的风格和模式，因此也变成了其他派别为自身定位的重要的参照点。很多同时代的文学实践和理论都可以通过它们与桐城主张的协商与对立来解释”。以阳湖派为例，虽然其受到桐城派影响而兴起，但是又欲通过接纳桐城派忽视的文体而试图超越，故而其成员李兆洛编纂了篇幅宏大的《骈体文钞》。一般而言，国内学界对于这两个文学流派关系的表述，要么认为二者同出一源，要么主张阳湖派另辟蹊径，皆从阳湖派对于桐城派的继承与发展角度而言。而商伟的评论视角是以桐城派为论述核心，认为同时代其他流派的文学主张是通过承接或反对桐城派的方式才得以确立。

韩国学者Baek Kwang Joon（白光俊）近年来致力于桐城派的研究。他在《姚鼐的学术定位：桐城派评述》一文中认为，姚鼐对于理学的支持，源于其通过恢复不同区域学术的平衡，来实现圣人目的的兴趣。因此，文学派系的界定以及文学史上的评价，可以说阻碍了我们对于姚鼐学术宗旨的透彻理解。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对于桐城派首先属于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的商榷，而这一观点，国内学者如欧明俊等早有评说。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于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有的值得我们借鉴，有的是受到国内学界已有成果的启发，这就是互利互鉴所产生的良性效应。

200多年前，程晋芳、周永年曾对姚鼐戏言：“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于是，“桐城派”这一称号便在中华大地上声名远播。伴随着中国学术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桐城派研究必将成为世界汉学学术共同体关注的对象，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与创作终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文章”。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