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来到了丹桂飘香的武汉大学校园，为历史学院师生分享了他对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新思考。

蓝勇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即1990年代西方史学界伊懋可首先提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构想，并与台湾学者刘翠溶于1995年共同出版《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蓝勇教授则是国内最早一批生态环境史研究者，1992年就出版了《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一书。蓝勇教授认为国内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主观意识虽然不断提高，无论是历史地理学还是环境史都将生态环境变迁的考察作为一个学术热点，但二十几年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理论研究与文献方法，即大量翻译并运用海外环境史研究的宏观理论解读文献。在思维上，盛行生态中心主义与历史衰败论；方法上，没能避免定性文献与计量统计的局限，缺乏将自然环境与生产技术、制度、政策、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考察。基于目前学界的研究问题，蓝勇教授开始倡导将田野考察、考古发掘、古今图片比对、实验等方法运用至环境史研究，率先开设了田野考察与历史地图实验室、饮食文化与烹饪实验室等，开拓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蓝勇教授以自己从事的研究实例出发，具体阐述田野背景下如何开展对生态环境的个案研究。他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现象牙开始，引入田野资料对扬雄《蜀都赋》关于巴蜀地区古代环境记载的印证，又考证了《山海经》巴蛇吞象的可能，以儿时钓鱼经验证实《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崩江多鱼害”——鱼吃粮的灾害是存在的。蓝教授重点则以皇木考古为例讲述考古发掘如何印证故宫的“金丝楠木”可能取自巴蜀地区。由发掘出的皇木为据，他认为在400-500年前，现今川西的大量高山草甸实际以乔木为主要植被，在伐取建筑用材与高山马铃薯种植运动的双重打击下，才演变成为高山草甸。将时间推至清末，大量老照片与现今照片的对比，则得出更多样具体的环境演变趋势：第一，清末的山区由于薪柴燃烧是光秃秃的，近三十年的燃料革命与山区人口外流反而改善了植被状况；第二，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今天却远不及过去；第三，现今水源地地区的植被状况又不如清末。他又以田野考察的实际经历证实古代文献的“瘴气”是存在的，不仅是指疟疾，更包括植物、微生物、动物等形成的有毒气体、有毒液体造成人类的一系列综合反应，且免受瘴气危害的民间说法“不讨小、不洗澡、不起早”也有一定的道理，瘴气并非古代文人的夸张与想象。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个案细化研究的意义。

最后，蓝勇教授总结了自己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思考。他认为生态史话题本身就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意义，并要求学者有更专业的技术知识储备去解决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应强调针对小空间生态进行个案研究，重视田野考察的作用，由此才能建立起本土的话语体系并力图影响海外学界。这一讲座启发了历史学院师生将自身研究的问题与生态环境史相结合进行思考，如明清山货资源的开发、明清茶马贸易对茶叶资源的大量开发与近代茶叶质量下降的生态问题、明清北京城的煤炭使用问题等，针对师生的提问，蓝教授为大家指出研究问题具体该如何与环境史结合作细化研究，给予了大家更深刻的启示。蓝勇教授精彩绝伦的讲座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撰稿人：池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