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史的科学性
关于经济史的科学性,我们讲四个方面。
(一)历史事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我们讲过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否认历史是科学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历史的事件、对象是特殊的事件,即不是一般的.而有其特殊性。特殊性有两个方面:具体性和单一性。
这也是与经济史特别有关的:
(1)一个书物的具体性、一般性都是一个事物固有的两个方面.即任何事物均有具体性和一般性,问题就在于怎么看。因为具体和一般均不是就一个事物而言,而是与其他事物相比来讲,而且不是仅就甲、乙两件事物而言,而是与其他所有的事物相比而言。如说一事物特别,不是说它比另一事物特别,只有与其他所有事物比.才显出其特别。
许多事物的存在,不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与其他许多事物相比均有相同点与不同点。这就是一个寻找范围大小的问题.经常不经常出现的问题。还有机会多少的问题。有的问题我们觉得特殊.是因为它的某些方面在其他事物的身上比较难以碰到。有些问题之所以一致,是因为在时空上经常可以碰到。所以,事实上并不是哪些事物有特殊性,哪些没有,而是要看我们的兴趣、目的,看我们要注意的是事物的哪一方面,是其一般方面还是其特殊方面。
(2)单一性、特殊性。“特殊”一般指少见,少碰到的事物。事物与事物的存在并不是一样多的.有的事件少出现,有的多出现,有的广泛存在、普遍.有的则有地域限制。那么一般性的东西和特殊性的东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特殊多了.就成为一般了。
(二)经济史实的一般性
我们所讲的是空间上的经济现象,时间上的经济变化,这些史实的一般性。在经济史实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或社会变化而言,经济史中的事件是以一般性的为最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1)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当中最广泛,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
(2)经济演变.即经济上的变动.是比较缓慢的,而且经常重复。
这就是说特殊性的两个方面具体性和单一性:由于经济史实是最广泛、最基本的而变得具体性最少,变动缓慢、多重复使得单一性变得最少。这可以说它的特殊性是最少的,一般性是最大的。
经济活动广泛而且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可以作最好的说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需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活动。现在也和几千年以前一样,历史说明重复且大量活动,就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寄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史观。
针对唯心主义不重复性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经济史的事件里面比较多的,恰恰是重复的、变化较慢的.具有渐变性和重复性的。变化慢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史事实的演变必须是既成的、已有的和既往的这样一些条件。像生产技术.其中包括生产工具、劳动条件,这些东西的发展演变至少在19世纪以前是很慢的,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在中国更可以有感性认识,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农业生产技术一干多年以来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变化,犁、耙、收获工具,其简陋程度与一千年前无大差异。中国最早的农书贾思勰《齐民要术)至今至少有一千多年,而至今还有人拉犁。到19世纪,农业生产技术才有较大的改进。总之.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在历史上是缓慢的。
另外,经济制度属上层建筑,生产技术不改变,经济制度的改变同样也是缓慢的。奴隶社会长达几千年。欧洲封建时期较短.约从5世纪到12世纪或到15世纪,也有约700到l000年的历史。资本主义制度要维持多久我们还不知道,但它从17世纪算起也有400年历史了。
渐变,而相对稳定,这是就变化快慢而言。讲重复。也是一个与之有联系的问题——发展得慢。也就是重复多。
马克思讲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生产发展上.由于需要继续用过去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生产工具,那么即便是社会制度改变了.但在生产手段上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要重复人们祖先的生产活动。
经济发展用另一个说法来说.经济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开始在原始公社,然后是奴隶社会以至于封建社会,在经济生产的组织上,相应于生产技术的迟缓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习惯经济。
一个部落或一个村庄往往都是自己自动地进行生产,这个生产是为了自给自足,与市场没有关系。因此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以后的消费与分配都是重复过去。变成一种习惯。
《尚书》或《虞书》(出处不详)中有一段有名的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天高皇帝远,与我何干。
这是习惯经济的最好写照。在组织上,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成一体,与旁人无干,以至于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虽说要交点税。
另一种情况就与政府有关系了。碰到打仗、外族入侵时.经济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短时期的另外一种经济组织的方式.即“命令经济”.由政府来组织、指导经济。但这是非常时期.不是正常变动,是短暂的。只有在欧洲的封建时期.国家小,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中国战国时期也是处于这种状态。此时,命令经济也比较多,生产组织也因适应战时需要会有一定改变。但生产技术、生产手段都不能有什么改变。
所以可以说,在经济史研究的问题上,与其说不重复是主要的方面,还不如说重复是主要方面。
以上是经济事实的一般性问题。
(三)经济事实的客观性
唯心主义的说法中,认为历史不能成为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写历史的人与历史人物——创造历史的人,不相一致,因此历史不能保证客观性.易受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所左右或影响,因此不可能有真实的历史。在经济史中这个问题是比较好办的。
经济史事实的特点之一是它的一般性。虽然经济活动也是人的活动,是根据人的主观决策而采取的行动,但生产活动不能脱离已有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工具。人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一种适应性,而不是创造性,是一种适应既有环境的活动。
经济活动与其他的活动相比,有比较少的任意性和比较多的必然性。不像打仗.可以出奇制胜,虽也受客观条件限制。更不如艺术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外交活动,比较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意识活动的余地比较大。经济活动的经济规律的作用比在艺术上、宗教活动上、政治活动上的规律性要大。这些不是质的区别.而仅是程度上的区别,是说明经济史的事实比其他历史事实有较大客观性。
历史上所谓偶然性,是指由于偶然因素而使历史没有规律性。罗马帝国的历史如果不是某一个皇帝为了要鼻子长得美的女人作皇后而影响战局,则历史会重新改写。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比如明末清初吴三桂在山海关,迎接清兵入关攻打李自成,使中国历史后来260年成了清朝的历史。吴三挂之所以请清兵入关攻打李白成,晚明名诗人吴梅村的长诗(圆圆曲》的说法足吴三桂在北京的家中有一个小老婆陈圆圆,李自成打进北京后.他的主要将领都在抄大官的家.并把陈圆圆抢走作小老婆,这使吴三挂非要夺回陈圆圆不可。“冲冠一怒为红颜”,由于此事造成清朝建立的机会。这是个偶然事件,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是否还会发生清朝入主中原的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明清更迭。有其更重要的历史因素。不过,以上说明,在政治史、军事史上比较有可能有偶然的因素。因此政治史的撰写比较不易客观,比较难以辨别事实真相。而在经济史中这种可能性较少。经济事实的形成,经济演变的发生。几乎不可能由于某个个人一时的思想行动、感情冲动所影响,而政治上比较有可能。经济中,个人能力很少能造成经济史上的重要变动。到了19世纪以后,在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下,个人的创造活动,不论是在生产技术方面.还是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创新的机会和行动自由上都可以比较多一点。但是即使如此,它也是要在较长时期中有经济规律的。因此,在经济史有较大的客观性,或说有较高的规律性。
(四)经济史的科学作用
所谓科学作用即能解释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对因果的关系能够加以说明。对历史事件说明它是怎么发生.为什么发生,如何造成这样的历史结果的。因果律即规律性,那么,也就使我们能有预见性。
历史此因导致彼果.我们采取某项政策必然会达到某种结果,这就是对行动起的指导作用。
是否能通过经济史对经济事实、经济变动的因果关系加以说明?主要问题是对历史的解释。
1.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就是历史上的因果律。首先.何为因.何为果。因果关系涉及怎样一种关系?因果关系可以说是有两方面内容:正面和反面。正面,因果关系涉及甲乙两件事情,要说明甲是乙的原因,即如果有甲那就得有乙。这是一个命题。反面,如果没有甲那就不能有乙。这是另一个包括在因果律中的命题。
真正的严格的因果只有在正反两方面都说得通.才有充分的说服力,才能说甲是乙的原因。如果不能证明反面那个命题,如果无甲仍有乙,就不是完整的因果关系。
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复杂,要说明甲乙之间究竟有没有,或有怎样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中比较容易,在社会科学中就要看条件——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原因只有一个,是一个复杂体?一个原因集团?是一因一果?还是多因一果?
社会现象中往往不容易看出何为必要条件,何为充分条件。可以用现实的一个问题来说明。
工农业现代化中,人口是一个困扰的问胚。人口是否是我国经济落后,现代化步伐不能加快的一个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外的历史来论证。这也不太容易,尽管人口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不外是人的数量、增长率、一个时期人口的年龄结构。
问题的复杂在于人的作用、影响。拿对经济发展来说,说法各异。有的国家苦于人口太少,对经济发展不利,劳动力不足。西方国家一般都是如此。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差不多都是从国外招进工人,从前南斯拉夫、韩国、中国台湾、土耳其等国家及地区招进。至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情况.民主德国不让年轻人出国。一方失业,一方劳动力不足。
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时候是鼓励人口增长的。战国时期认为人多是好事,政府尽量鼓励从旁的地方吸收人口进来。孔夫子(论语)日:“足食足兵,则民信之矣。”意思是说国家要储存粮食、兵员、兵器。中国“富庶”二字相连,庶即人口多。人多是好事在一定条件下不一定是错的。
日本明治维新是成功的,它以后经济发展很快。明治维新以前有一个时期人口增加很快。所以单纯就人口多少来说,人口多不一定会妨害经济发展、经济成长。打仗时要人多是不言而喻的,武器落后,拼人力消耗,战时尤其如此。
判断我国现在人口多是不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还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国现在有许多问题,比如生产发展迟缓、劳动生产率低等。其原因是什么?是否靠节制生育、减少人口能解决?或能有多大影响?这些是不大容易回答的同题。
又如革命对生产的影响也是不容易笼统说明的。从有些时候来看,革命对于生产只能有破坏作用,并不能促进生产。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很多,每次改朝换代都是经过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可是生产,主要是农业.一点也没改变。
相反,以太平天国为例,它占领的5省中,安徽、湖北、浙江、江苏、江西在14年里人口损失至少2 500万,显然是革命破坏了生产。
但是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是一个大大的促进力量,体现阶级斗争、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解放以前,1930—1946年的16年当中,就北京西郊来说.仅增加一座红平房,还足在日本占领时期由日本人盖的,那时真感到中国是毫无希望丁。这样革命与生产两者的因果关系又怎么说?
在经济史领域里找因果关系是比在其他历史领域中找因果关系要容易.也比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更容易求得出因果关系的规律、更正确地说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根据上面所讲的,具有更大的一般性、更高的客观性.能够更好地运用几种工具,来分析问题,求得因果关系的规律性结论。
由于经济事实较广泛,大量存在,更多的重复性,更大的客观性,我们能够比其他历史部门更好地运用理论的工具,运用统计方法,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因为它的客观性,我们用主观的理论假设能够更容易地得到检验,即我们比较能运用一些理论假设来分析我们的材料。
由于经济事实的大量存在,且由于其重复性,在历史上长期地、继续地存在.有继续连贯的数字材料,我们可以比其他任何历史更多地运用统计方法。
由于经济事实是人类一个基本活动的记录,又由于这样的活动在地球上广泛存在,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地区或某一洲,因而,经济史研究能比其他历史的研究更能够运用比较方法。
由于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我相信经济史的研究,在所有的历史科学里是有最多、最高的科学性的。在因果关系、规律性上有比较高的真理性。也可能因为这些而比较具有预测的功能和指导我们行动的作用。
此外,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
2.经济史与经济研究
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基本上是在两个部分:方法论部分与应用部分(工农管理等)。
在方法论部分,统计、历史均属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史在经济学科研究上的作用,主要是在于与经济学说的关系。前面讲了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作为彼此互相参考。此外,还有方法上的关系。理论要有事实的依据,从事实出发.这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样,都有以上两方面的关系。经济历史和经济研究之间的关系也有两个方面的关系,这里主要讲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关系。
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
首先以《资本论》为例。
整个《资本论》是个理论或学说。它的基本立场或出发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是历史性的,其出发点不是为研究资本主义而研究资本主义,而主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论》之伟大重要在于其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和必然要走向衰亡的这样一个理论学说。
整个出发点是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体系。因此,其中的构成部分、基本论点、学说可以说每一点均是有一些事实的根据,或间接的事实的推论的,因此,整个(资本论)也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史的理论。它是理论,但不是纯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走向衰亡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理论。
《资本论》中,许多基本的论点都是从事实出发的理论,或说是事实的推论。例如商品生产,特别是劳动力成为工资、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学说。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都是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抽象出来的理论。
《资本论》与经济史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主义当中的一些现象或迹象作为根据,就不可能有《资本论》这样完整的学说。
另一个可以说明经济史对经济学说发展的重要关系的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他的就业理论,也是从实际出发。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问题提供对策。这个对策和以往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所提的对策相比更有效.更起过一时的成效。因此,在西方经济学中好像是一个革命性的著作。其革命性在于与新古典理论不同,有新的发展。新发展在何处,怎么来的?可以说是从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而来。凯恩斯《通论》中的两个大的理论上的支柱.是两个时间数列,都是从实际社会经济现象观察得来的。
(1)消费倾向。人们收入中.多大部分用于储蓄(s,saving)?多大部分用于消费(c.consumption)?都是从统计数字观察而来的,这个时间数列是一个事实.它的变化说明消费倾向的变化。
(2)对货币的流通性的偏好(1iquidity preference)。它说明社会上人们的储蓄习惯,愿意手头保留多少随时可支配的活期存款。流动性(liquidity)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解决就业需要投资。而投资必须来自储蓄,即不消费掉。若偏好倾向强.则手头货币多,即不能用于投资的部分。
凯恩斯说明的是社会历史现象。这说明有影响的经济学说,也不能脱离具体的问题,脱离了历史就不能有重大社会科学、经济学说的发展。
第三个例子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觉得发展经济学上许多问题都还需要从经济史上来研究。如果不是先从经济史上有研究、有发展,经济学不能有多大提高。现在好多问题还不清楚具体情况,不是理论上能解决的,还是要从历史上来解决。他提出一个单子:
(1)关于人口增长。有许多问题都无法解释,所以也得不出理论的答案。高收入国家中生育率不一样.在历史上有变化,得不到解释,为何有差异和变化。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如何从农业人口过渡到工业人口、城市人口,也需要有历史研究。我国人口基数如此之大.在何种情况下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比例才可以倒过来。事实上这在世界上无先例。
我国资金积累主要靠什么?许多国家开始工业化的过程.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的过程.除非大量外资流入,否则都要靠本国解决。从理论上井,只能靠农业的积累才可以使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根本改变整个局面。如果是这样,我国农业的情况,农业人口如此之多,是否有此可能性?过去日本是如此,明治维新时资金主要来自农村。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发展资金来自农业。我国1949—1958年工业基础的奠定,主要靠粮食统购统销,从农民身上而来.农业人口基数如此大.不这么干,这个身就翻不过来。
这个问题从经济史上可以看出。
(2)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从历史事实上看.近代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好像私人财产(不算智力财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少。而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教育之重要即在于此,物质资本越发不重要是历史事实。
(3)科技问题。这不是个简单问题。中国说靠科技发展是空洞的话。事实上从科学发现或发明到运用于生产,是有条件的,且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短期看不是件简单的事。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中一个重要发明是蒸气机.但从原理的发明到运用于生产,中间经过了许多年。要发挥经济效益,不是件简单的事。
对我国来说,当前工业生产经济效益不高。主要问题在何处?这不是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个历史的问题。
3.经济史与其他历史
奈夫(J.u Nef)在《什么是经济史?》(《经济史杂志》)中认为,经济史不直是别的学科的附属品,而应研究人类历史的中心问题、研究经济与人类其他部门的活动的关系。因此他主张经济史不仅不是其他历史之附属品.而且应统帅其他的历史,成为整个历史学科的中心历史、骨干历史。
这种提法即涉及经济史与其他历史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学科中应占据何种地位,是否能用经济史来概括历史而写成经济通史的问题。
奈夫的提法有其思想背景.它与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的传统有关,受法国18世纪伏尔泰(Voltaire)的历史学的影响。但也是对于近些年来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史的研究过度专门化(过于狭窄)——工业史、商业史、某厂史、某店史——这种趋向的反感,认为经济史应当大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他的主张真的做起来,如何做法?能够有何结果,以及能得到怎样的结果?
科学研究发展的整个趋势是由通到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从专又总.综合成为一个范围较大、性质一般的论述或著作也是有可能的,不过是要在专的基础上。没有专业性研究不可能总结出比较概括性的结论.没有专业性研究也可以“通”。但是哲学是推论性的、主观想像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即历史哲学,是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理论假设,是历史的理论模型。
所以.如果从事历史研究,照他的想法只能得到两种结果: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
(2)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理论。
在经济史这一方面,这样一种理论在几年前也有人写过.称为经济史理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克思(J.R.Hlicks)的《经济史理论》(A Theory of E-conomicHistory)里要讲的不是历史.而是理论。但是有一定历史事实为根据的理论,是理论上可能有的经济史发展情况.供历史学家、经济史研究者研究时对比用。他认为,可以有距离、差别,但历史学家发现的历史事实与他的理论之间的差别可以发现问题。为什么会有差别?需加以说明这种理论假设仅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模型。
当然也可有范围更大的(如社会发展史,而不仅是经济史)模型,但不可能有整个历史的.用具体事实说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著作,这不是理论上做不到,而是实际上做不到。以上是正面地说他的主张、论点所能达到的结果。他所反对的是,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伸手向经济史要材料.似乎经济史仅是为他们提供材料的。
现在问题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坏事情。
这可能正是当前一个新发展——跨学科的历史(interdisciplinarv histo—ry),即从各方面来研究历史,美国有一刊物的名字就叫Inter,tisciplinaryHistotry,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它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历史是共同的遗产。这种学科之间的协作,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不同学科的科学眼光来看,也许能够更全面,更能得出接近于真理的历史结论。如果是如此,经济史也会遇到某些问题,气象因累、土壤、地质等,均会影响经济发展。
比如,说罗马帝国由盛到衰是由于土壤变坏了、肥力衰竭了。搞经济史的人可以去请教土壤专家,而不用自己去研究一番土壤学。气象的影响至今还有人在研究,不一定完全没道理。所以这种协作.经济史范围广,有人伸手来要点材料未尝不是好事,说明有用嘛。所以他的主张,一是行不通,二是不能强求.也不必要。
学科总是由通到专,其间不乏实际整合,但要在专的基础上。
总的说来,所谓经济史的任务主要在于它的科学性、科学价值,即它有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上的一些经济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能力。即能得出有规律性的结论。
此外运用上。为政策服务、爱国性等均来自它的科学性,因为没有科学性就没有说服力、没有预见性,也不能对政策起指导、参考作用。
由于经济史学科的对象的特点,经济史在各种历史学科中,其科学性价值是最高的。这与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精确的相类似,由其性质决定。
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现象的历史中,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经济史是相对来说科学性最高的。这主要是由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的特点所决定,使其能运用几种方法来研究。这些方法在经济史中比在其他历史中更适用。即更有运用的余地。
这些方法是什么,是我们下面所要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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