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否存在是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高地。本文梳理了学界对于“夏朝有无”以及“夏史真伪”问题的三个阶段的论证。对于夏史的构建上，中国近代发展迅速的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考古出土的并没有文字材料，这也是中西方学者对于确定夏朝是否存在的一个焦点。那么何为证据的有效性，在本文笔者对此加以讨论。在此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思考为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这个问题的讨论，其症结在哪里？今日离夏朝已有几千年之远，但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它是否存在以及具体的文明对增强今日国人之文化自信，加强对国家文化之认同是意义重大的。

一、学界对“夏朝有无”以及“夏史真伪”问题的讨论

学界对于夏朝问题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夏朝是否存在，其二为夏史是否为信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观念不断更新，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的上半叶，以顾颉刚、王国维、徐旭生三人为代表，走出三种不同的路径。顾颉刚是首先掀起疑古风云的带头人，1923 年，顾颉刚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指出: “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由此可见，顾颉刚认为禹是一种神兽，而他的故事则是神话历史化的一个结果。顾氏此番看法引发了学界的争议，胡堇人撰有《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柳诒徵撰有《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顾颉刚则作《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予以回应。与顾颉刚的看法大体方向上一致的还有童书业，他将夏史视为后人编造的结果。杨宽、陈梦家二人同样将夏史判为伪史而非信史。同时代的王国维先生与疑古派不同，他注重方法与史料的重构。王国维坚持“二重证据法”，他认为虽然夏朝尚未有地下的新材料来证明夏朝是信史，但也不可以一棒子打死地认为夏史是伪史。 王氏曾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据甲骨卜辞论证殷商世系之可信，他进而指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当时正考古学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基者之一的徐旭生则走上了考古的道路。在徐旭生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果之一。

第二阶段的论证发生在20世纪末，由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将商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历史王朝。这种编撰的无疑是否认了夏朝的存在，因此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在徐旭生带领下，夏鼐、邹衡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岗文化遗址被发现、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成功推进。这次讨论的重点由夏史是否是信史转移到了夏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之上。即使是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颇多成功，夏朝还是没有出土的文献资料来自证。第二次争论的背景与第一次不同，第一次争论时，中国考古学界并没有取得较多的进展，到了第二次论证之时则有了进半个世纪的考古材料以供探讨。因此第二次争论又是对于新材料的理解及其差异。

这两次论争根本上还是基于方法与史 料的反思，而后一次论争又基本上是第一次论争的延续。第三次争论是新材料、新理论下的讨论。随着科技考古的方兴未艾，探讨夏朝是否存在和夏史是否是信史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尽管新方法与新史料可以进一步推动问题的讨论，但由于各自存在的缺陷，仍不足以令论争平息。

另外，补充一下学术界近些年在这个问题上的领军人物的一些观点。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员许宏认为：“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认为：中国考古学本就因重建古史而起，考古学者理应不忘初心，奋发 向上，追慕太史公之遗风，为建设真实可靠的信史奉献学科的力量。

二、夏代考古的成果

考古学，是建设夏代信史的唯一途径。对于夏朝是否存在，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观点的，但苦于现有的出土的文物不足以支撑夏朝的存在。就像商朝的存在，是以甲骨文的发现为依托的。1959年，徐旭生带领考古队在豫西进行调查，发现了二里头文化。1962年，当时考古学的掌门人夏鼐先生把见于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这类遗址统一命名为二里头文明。对于二里头文明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学术界争议颇多。安金槐、赵芝荃等人在当时构建的比较完整的夏商系统中：把二里头文明分为四期，一期和二期属于夏朝，三期和四期属于早商。但邹衡在1977年的告成会议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二里头文明的四期同属于一个文明，二期与三期之间的差异要弄清楚是朝代的更迭还是社会的变更。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目前已分为四期，尽管二、三期区别稍大，但各期的主要文化特征相同，因此大家公认，一至四期全属一种文化。学界在早年早已确定了“二里头西毫说”和“郑州商城嗷都说”两个定点。考古学出身的邹衡掌握了一套考古研究方法，并将之付诸实践。在此基础上，邹衡先生创新性地提出了“郑毫说”，邹衡此观点一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郑光先生曾这样评价邹衡的“郑毫说”：郑毫说确实不是建立在新材料，甚至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新方法之上。正是因为前两个定点尚且还存在着瑕疵，促使着邹衡先生对其进行更全面的考察。而夏鼐先生对于夏文化的态度，严谨地遵循了史语所的传统，即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夏鼐认为如果某一遗址由各方面强有力的证据可以确定夏都，那也可以由此找到一个标准，根据他去搞清楚夏文化的面貌。至于确定强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夏鼐先生在私下曾涉及，他认为只有取得物证（文字）才可以解决。二里头考古从未停止，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是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形成的最重要 的早期遗址之一 , 在二里头4 0余年的发掘与研究中 , 最受关注的是它的族群与朝代归属问题 ，但这类问题的最终解决, 仍有待于当时的文字材料的出土 。其观点与夏鼐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夏朝到底存不存在，二里头文明是不是夏文明还需要更多的文字材料来佐证。

二、证据的有效性

既然学界都将关注点集中在夏朝没有出土的文献作为印证，那是否非要出土的文字才能证明其存在呢?后出土文献是否可以称为信史?在甲骨文未被发现和辨认为商代文字之前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甲骨文被解读并与《史记》中的记载相互印证之后，商史便变成信史。这就是王静安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文字的发展和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推测在甲骨文之前必有其他文字的存在，而在龙山文化等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文字的符号。或许并非夏朝不存在，也许是我们还没有将其辨认出来。除此之外，是不是非要出土的文字材料才能证明夏的存在呢？其实不然，没有文字的发现（可能是消失了）却也被承认的文明也是存在的，比如匈奴、色雷斯等。除此之外，大禹治水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在记载的大禹治水时期，在气候上确实是存在异常的，是有洪水发生的可能性的。但洪水的发生在历朝历代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因此判定“大禹治水”的真实存在，也不能说“大禹治水”就是神话。那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呢？晚出土的文书：《竹书纪年》《尚书》等作为一种文献史料，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它们在被编撰和被解读之时都会带上撰写者和研究者的阐释。而像考古材料这类的“证据”本身是客观的，但它们不会说话。在解读它们时，解读者会不由自主代入自己主观的看法。考古学家许宏自己也曾说：“考古学通过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所以，无论是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材料，它们本身就具有局限性，我们能做到的不是找到历史的真相，而是尽量客观地接近历史真实。所以，我认为是否有出土的文字作为夏朝存在的证明不是必要的。

三、“夏朝有无”问题提出的症结

“夏朝有无”问题轰轰烈烈地讨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暂且抛开“夏朝有无”问题的存在，反思一下为何会有这个问题的提出呢？在顾颉刚之前早已有严复、康有为提出疑古。其中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孔子伪制考》两部著作，就体现了“疑古”的思想。但在当时为何没有掀起学界的讨论，而在二十多年后顾颉刚提出“疑古”之时又引发重大反响呢。这与顾颉刚所处的时代相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处于近代的大变革时代，西方的史学理念传入中国，并被国内的学者所接受和沿用。而在康有为、严复之时，西方史学理念还没有足够大的影响。另外，部分的西方的学者讲求“证据”，要有出土的文献才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这是西方的所谓的“目击者的证词”。 考古是提供一个证据与否的问题，但夏朝是一个历史问题。夏朝问题要先认识到古今之变后去找证据。归根结底，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是中西方史学观念的差异问题。被看到的历史未必真实，影响其因素是多个的。因此在看“夏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时，要将逻辑的认识和历史的认识两者要结合好。

四、结论

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到今日，对于夏朝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夏朝是否存在，夏文明的遗址在何处，夏史是否可靠，此等问题还是等待着未来更多有效的考古资料的发掘。因此，夏朝是否存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夏朝是否存在需要考古学，需要文献学，也需要信史。除此之外，我们不仅要学习“古史辨运动”带来的对古史的反思，用近代的眼光去看夏史；还应回头望古人是怎么看待夏朝的，这还是研究夏史的一个缺口。另外，历史学要讲中西贯通，我们在吸取西方治史方法的同时，更应建立属于我们的治史方法。期待在不久的未来有更多更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出现，推进对夏史的研究。总之，我相信有夏朝的存在，但现有的考古资料不足以支撑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