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

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

主编：王希、赵梅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新出版的《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一书，在序言中提及，“极端政治”是特朗普竞选乃至施政中的一个特征。

极端政治，就是政治竞争中不妥协，不惮于追求极端化的目标，不吝于采取极端化的方式。特朗普的政治行为，确实包含这样的特质。但如果由此断论他就是（才是）异类，又或者认为20世纪晚期以后，才有类似的“极端政治”立场、议题及其代言人的存在土壤，就是相当不客观的。

极端政治并非今天才有

其实，多年来，政治学界、历史学界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对欧美政治和社会的观察，本身就陷入了一种玫瑰化的描绘，也就是相对突出地夸大了欧美政治场域中精英的利益、立场、意见的趋同性，认为彼此价值观念相同，在多数问题上尤其是重大问题上有着共识，所以玩的是“费厄泼赖”的政治。“费厄泼赖”的政治确实长期稳定存在，即如美国而言，其实是因为两党之间、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牵制起到了作用。一旦这种力量对比失衡，即便共识存在，仍然可能出现极端化的政治行为。

从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与20世纪后期以来性别、种族等领域民间推动的进步运动，也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又或者说，如果没有“进攻性”，推动改革、进步在政治上就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

所以，一个讽刺性的事实其实是，无论是里根、小布什，还是特朗普，要么这些政客本人，要么他们的团队真正意义上读懂了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的逻辑精髓，也就是像种族平权、女性主义组织那样不断制造议题，用相对极端的例子来凸显某方面现状的可怕，危言耸听，借机掺杂私货，推销议题。

当然，特朗普时代的极端政治，其本身确实有着特殊性，也就是《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这本书概括得出的所谓美国“两党制与‘无选择困境’”。也就是说，美国的选民意识到，美国的两党制滑向了彻底的精英政治，无论这种政制如何标榜民主，但竞争者连同其政治主张通常情况下面临必然被“过滤”掉的命运。选民选择谁，一般情况下区别不大。特朗普在这种政制背景下，其实是没有上位机会的。所以，本来出自精英阶层的他，将美国政治尤其是政制的终极奥秘，用言简意赅的话向选民道出，不断重复，连同着贬损政治对手的智商、行为能力，所以就很好地迎合了选民因为厌恶政制现状的心理需要。

《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这本书收录了国内外多学科的学者，围绕特朗普2016年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击败希拉里成为美国总统，并在总统任内不断推行严重有悖于美国政治惯例的政策，不断引发美国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冲突的现象所撰写的评论专文。书中深入探析了美国政治体制及其演变、社会问题的政治影响，解析了美国政治极化的成因、表象和深刻影响。

文化冲击，离不开经济上的失落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在《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文中，列举了大量的民意测验数据，展示了不同美国群体在涉及联邦政治、征服政策、社会价值、公民权利、道德认同等方面问题存在的尖锐对立，认为这种对立其实可以追溯到民权运动。刘瑜的观点不同于很多的专家分析，后者将美国政治的民粹化潮流解读为经济变化的结果，而刘瑜则认为，多年来，美国的左翼（民主党、自由主义阵营）作为文化变化的进攻方，掀起文化海啸，然后推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变革。

问题在于，脱离了经济背景来讨论政治和文化观念，尤其是大众观念的嬗变，显得相当不明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美国保守派对于民权、美国政制的严肃性的接受程度更高。彼时的美国，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分配还远未发展到失衡悬殊的地步，因而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其实得不到群众基础的滋养、补充和响应。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保守派的反击，恰恰就是首先动用减税等方式，取消或扭曲罗斯福新政的成果，来清算新政受惠基础。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的拥趸，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保守派（共和党建制派）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才使得他们成为了被剥夺、被损害的对象。在经济上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民粹主义阵营才获得了足够多的群众基础。当然，特朗普的崛起，得以有逆于美国保守派（共和党建制派）最初的预判和利益需要。

美国民族主义的底色

《重新认识美国：来自当代的反思》书中，《另一个美国：（白人）民族主义与“特朗普现象”》一文则清楚地阐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渊源。美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的偏狭，因为欧洲白人垦殖者在北美获得的生存空间，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欺诈和抢掠的方式，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的。

美国建国前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议题，主要讨论的是避免殖民地（美国）政治上腐化，出现有逆于大多数白人的坏政制，并不包含对于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后来的有色族裔的包容以及政治上的合作。这种偏狭的民族主义随着美国的政治学界、历史学界将美国包装为接近于神创国度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内化为美国国内的社会观念，包括那些以批判美国腐败政客和大公司贪婪为主题的好莱坞影片，其价值内核也仍是美国至上（认为腐败政客和贪婪的大公司背叛了美国建国理想）。

所以，美国的平权运动，以及其他一切旨在旨在带动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运动、潮流、行动，只要不跨过种族边界，也就是没有明确地挑战白人至上这个潜规则，其实不容易引发保守派的反击。但如果真的不跨过种族边界，上述各类进步运动，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所以，尽管美国保守派对于左翼（民主党，自由派）的文化进攻如此愤怒，但其实美国这些年来的社会、文化进步，远远逊色于欧洲。

“假新闻”究竟是什么？

书中收入的《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媒体》谈到，约100年前，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曾明确指出，公众舆论不仅可以左右，而且可以编造。甚至而言，公众就只是个幻象，虽然其理论上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但受时间、精力等方面的限制，不可能真正意义上深刻理解政治等方面事务。所以，新闻传播学就被李普曼定义为政治学科。

有意思的是，美国媒体（偏自由派立场，通常力挺民主党，与新科技资本关系密切）事实上就是动用李普曼的理论在进行工作的，但他们坚决反对别人这样说。特朗普竞选时被美国媒体群起而攻之，报道内容很多确是事实，但也不乏恶意贬损。而从美国媒体对美国以外的事务的报道方式来看，虽然其竭力宣导保障公众知情权、探究真相、寻求客观公正，却相当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和资本主导。新闻行业的喜好、价值取向以及议程设置的运作惯性也凌驾于客观公正之上。

其实，这也是美国以外，很多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在移动智能、自媒体时代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在特朗普胜选后，因为尴尬和巨大失落，同时对特朗普标榜代言美国平民感到不屑，摆出直接对抗的态度。其实，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自认为自己才是代表人民、选民的最佳代表，它们明明已经为选民选拔了最佳的总统人选，却被选民“背叛”，所以当然要迁怒于特朗普。特朗普曾一度希望与这些媒体和解（当选后马上赶到《纽约时报》座谈），却根本不被后者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