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揭露和平伪装后，哪些历史现象才具有可信度? 一部《竹书纪年》颠覆过往认知。该书籍记载着89位帝王生平，其中诸多细节均与《史记》中的记录有所出入。那么，哪种说法更为可靠？

这本书籍的起源及其记录的真实性又应如何解读？

一、《竹书纪年》存在多个版本，影响深远

如今，普遍观点把梳理出来的《竹书纪年》视为伪史，但另有人主张其高度还原真实历史。这部涉及战国时期魏、晋两国历史，从夏商周至春秋晋，以至战国魏的重要史书究竟如何进入人们视线？

这要追溯至晋武帝时期河南的一次考古发掘。盗墓者本欲取走值钱宝物，却意外发现散落一地的竹简。简片并不值钱，盗贼弃之离去，却被当地居民拾获并报告当局。

原来，那些看似无用的竹简却是文献史料。经过早期处理后，其中记载揭露了颠覆性的历史真相。

竹简最终送抵洛阳，皇帝命人整理，尽管文字为艰深难懂的小篆，但经过学者不懈努力，确认了此墓为战国时期魏王坟墓批量出土的原始典籍——《竹书纪年》。

经初步梳理及研究，该书为叙年体断代史，共十三篇，分别涉及夏、商、西周，以及晋和魏等历史时期。

自周平王迁都起，采用晋制，三家分晋后改用魏制定。然而，这般重要的史书为何会出现多种版本？

首先，因岁月变迁及各方学术争议，最早根据文献整理的“初释本”已难以寻觅；继而，经古籍研究学者整理校对的“考正本”得以保存下来，广为人知。

然而，待唐朝以来，混乱的五代十国战况使《竹书纪年》的手写本几近失传，无论是“考正”亦或“初释”皆难得一见。

此外，影响更广泛的当属明代嘉庆年间的范钦编撰并刊印的《竹书纪年》，称为“今本”。然而，不少清代学者对此版本提出质疑，贬低其价值。

直到清朝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不断增加，尤其是嘉庆年间的朱右，不仅搜集佚缺，更严谨查证，改造成“古本竹书纪年”。

稍后，王国维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更加细致的校勘工作。由于这些版本均出自清代学者之手，因此，对此版本相对认可度较高，也被誉为“古本”。

二、《竹书纪年》及《史记》的差异探讨

1.资料真实性：谁能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面貌？《竹书纪年》带给我们颠覆性的知识。尽管儒家经典以及《史记》常宣扬“仁义礼智信”，但《竹书纪年》的内容更偏向于“杀伐”，这种反差引人深思。

例如，《竹书纪年》记载为“祖乙即胜位，是为中宗”，但《史记》却称太戍为中宗，二者差别显著。然而依据甲骨文记载，正是“中宗祖乙”，无疑证明《竹书纪年》在此处比《史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2.人物形象比较：例如商朝的著名宰相等。依据《史记》，伊尹曾因太甲荒淫无道而将其拘禁三年，并辅佐太甲重新执政；而《竹书纪年》却揭示了另一种真相，伊尹实则意图篡位成为新的王者。

此外，《史记》中所提及的“共和行政”也存在差异，镐京稳定局势源于卫武公，周公、卫武公共同主政，而《竹书纪年》则指出共伯和才是真正实现帝国统治的关键人物。

三、对《竹书纪年》的评价

当代的古代研究普遍重视《竹书纪年》，视其为与《史记》同等重要的参考文献。鉴于该书记载时间早于《史记》，对于揭示先秦历史有更深层次的探究可能。

从文物角度考量，《竹书纪年》的可信度较高，据称考古界在研究夏至周的时代变迁时，便是基于该史籍得出夏朝一段时期的起讫。至于《史记》，则更适用于探寻战国和汉代的古代历史。

对《竹书纪年》不能简单盲从，应保持批判思维，以多角度进行验证。并非仅凭图书本身断定其真实性，各类证据需相互佐证，包括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

现在的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大多数均融合了文物和文献的双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