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简史：

1、晋朝太康年间从战魏国出土的，叫《原版竹书纪年》

2、宋代后散佚，原本已经丢失。

只有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古史籍里还有孑遗。

3、明天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范钦的“天一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号称《古本》。

4、但是，它与上述说到的“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有不少出入——这一点当然会引起人怀疑。

5、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朱右曾，把“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都蒐集了出来，编撰成了一本书，叫《汲冢纪年存真》——简称《存真》。

6、此书一出，就揭穿了明代《竹书纪年》的画皮，它和《存真》非常不一样。此事朱右曾造不了假，所谓的「孑遗」，都是来自这些历史悠久、又流传广泛，历代天下读书人都看过的名家书目：

晋《春秋经传集解后续》、北魏《水经注》、唐朝《史通》、《括地志》，《宋书·符瑞志》《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路史》《永乐大典》《楚辞通释》等。

毫无疑问，明代《竹书纪年》就是伪书！

7、因此，《存真》得到广泛认可，被称为《古本》，而明代范钦版的则被认定为《今本》。

在《存真》的基础上，王国维又编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此版本为目前是最被公认且认可的《古本》。

8、 1981年，内陆学者方诗龄与王修龄又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简称《辑证》。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古本》实际上是《古今本》，因为《辑证》是融合了《辑校》与明代范钦版的《今本》的内容的。

▲纯属多此一举！

正是因为《辑证》，才导致了近三四十年年来，无数人混淆了《竹书纪年》的古、今本。

9、那么：《辑校》与《辑证》到底有何不同？

详细的不说，但是涉及「禅让」，两书的不同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一目了然！

✔《竹书纪年》原名《纪年》，因为是竹简，所以才加上《竹书》，它同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汲冢书》。但是，事实上《汲冢书》并不是只有《纪年》一本。

《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看清楚了没？

与《纪年》一起出土的，还有：

《易经》（二篇） 。《易繇阴阳卦》（二篇） 。《繇辞》。《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

杂书四篇，分别是：

《周食田法》 《周书》 《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包括《纪年》，一共有20类书。注意看清楚束皙的原话，他所说的“与《春秋》大异”的对应主体，是涵盖这20类书在内的，并不是只针对《纪年》1类。

所谓「大异」者，我总结如下：

①夏国祚比殷商长。②禹禅让给益，启篡位，后益因干政被杀。③太甲被开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杀之。④周穆王没有一百岁。⑤周幽王被杀后，「共国」诸侯「和」代行周天子政。

一共“5大异”，那么，这“5大异”究竟分别出自上述20类书里的哪一类？

其他先不说，但涉及「禅让」的，有两件事：

✔禹禅让给益，启篡位，后益因干政被杀。✔太甲被开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杀之。

■启杀益的出处：

目前来说，最早的是唐朝的刘知己的《史通》：

《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史通·杂说上》：“《竹书》云'后启杀益’。”

正如笔者前面所述：必须要《纪年》才是=《竹书纪年》，其他一切《汲冢书》《竹书》不能肯定就是《纪年》。

以上例子可见，这些说法是指涵盖20类《汲冢书》的，那么，到底是哪一本呢？

答：无法得知。

但是，下面发现的一例，却让人很怀疑那些所谓的“《竹书纪年》云/《汲冢书》云/《汲冢纪年》云”的来源，似乎是不太可靠的：

唐《史通·疑古》云：'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唐《史记正义》云：“ '《括地志》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唐《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云：“《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

上面带“《》”号的书籍，首先要十分注意《琐语》这本书——今多称《汲冢琐语》或《古文琐语》。

✔「原版《竹书纪年》」（晋朝出土时的版本）的作者为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尚书郎束皙。

因此，对于《琐语》这本书，原作者的评价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晋书·束皙传》。

在所有索引《汲冢书》的史籍里，只有《纪年》或《琐语》两本书是有具体的书名指向的，其他18类书无一涉及。

由此可见，考据「《竹书纪年》之孑遗」的另一个重要书籍，就是这本《琐语》。

✔这本书目前没有传世文献完本，与《纪年》和其他《汲冢书》一样都亡佚了，因此，我们同样只能被迫去「孑遗」里面找。

在所有“指名道姓”中出现“毁三观”的「《汲冢书》类」里，只有1例——也就是唐朝刘知己《史通》里的那例“《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的这一记载。

除了这段以外，其他的“毁三观”只言《汲冢竹书》或《竹书》，根本没有明言《纪年》——可见索引的作者不一定看过原版的《纪年》，或看过了也不一定就很了解。

《广弘明集》的索引出处就很模糊——《汲冢竹书》到底是指《纪年》还是《琐语》？语焉不详。

这种「佛学书」居然也被《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收录，可见方诗铭、王修龄的治史态度是多么的不严谨，与朱右曾、王国维两位差远了！

由《琐语》作为唯一一本被“点名”的“毁三观”的书可以推论，那些不指明《纪年》而又说是《竹书》《汲冢书》等的“孑遗”，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琐语》。

但是！这本明明是“妖怪之书”！可见，不是“异说”就一定可信！✔鬼神之书当不可当为言史。10、朱右曾与王国维的《辑校》为什么能够获得多方认可？

因为《纪年》是流水账的记录，它主要就是按时间线条来进行记载，而朱、王两位“复原”《古本》的方法就是按照这种体例来编撰，凡是不符合此类体例的，都作疑存，下举一例：

《古本竹书纪年·商帝太甲》篇（也就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约按：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十年，大飨于太庙。

上面的「约按」同样是出自“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但是朱、王两位发现它的体例和前后文明显不同，《纪年》的内容，是很少叙述这么详细的，因此朱、王两位将它作为「约按」放在书中，而并未直接删除，说明足够严谨。

朱、王两位的判断，最终被后世所证实：

✔关于太甲杀伊尹，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目前发现所有有关伊尹的甲骨卜辞里，伊尹的祭祀级别同殷商人的先公「上甲微」与「商汤」是同等级别的。

可见：太甲杀伊尹不可信——人，怎么会祭祀杀死自己先王的人了，是不是？？？

《辑校》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太甲杀伊尹”，极有可能就是后世添加，而不属于原本的。

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时著名学者赵绍祖就对明代范钦版的《竹书纪年》里的“《竹书》云/《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说道：

“其言不似《纪年》本文”。

朱右曾与王国维两位大师果然目光如炬！

用文本分析一眼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的问题。

★★★★★↓所以，曾经有人怀疑过有关《竹书纪年》里的所谓“毁三观”，实际上是代曹魏而立的西晋司马氏故意篡改成“血雨腥风”——目的是为了给自己逼迫曹魏「禅让」找合理理由，而利用《琐语》编造了各种杀来杀去的故事。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禅让」是春秋战国的共识，整个春秋战国800年，从来没出现过违背传统「禅让」史观的记载：✔「吕不韦」这样的法家人物说：“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墨子」这种反儒标杆人物说：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贤上》✔1993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名《唐虞之道》开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

特别是出土楚简的证明，为春秋战国时所有史籍的「禅让」史观而背书。《竹书纪年》本身就是魏国与晋国的史官一起撰写的，如果他们两国的记载与天下共识有这么大的差异的话，那么，那时候肯定已经是大新闻，严重点，还会引发战争——魏晋两国会被尊《周礼》的国家联合围剿，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魏国与晋国却是“根正苗红”的儒家大国：

✔双方同为姬姓大国，都尊王攘夷。✔魏国和韩国、赵国直接继承晋国，魏立国君主「魏文侯」，他的国师就是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创立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学府、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儒家高等学府：西河学宫：✔而现存的《子夏》著述，从来没有出现过与传统的儒家不同的异说。✔晋国，不用多讲了，建国君主为武王之子「唐叔虞」，根正苗红到不得了。晋国的「曲沃代翼」自古以来就一直被当作是春秋战国的反面教材来看待，所谓“殷道亲亲、周道尊尊”——说的是殷商的兄终弟及，和《周礼》严格的讲究父子传续、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传统。如此重视血统的晋国，怎么会有毁《周礼》观的史官？？？✔而最无法解释的是：《晋书》所载，《汲冢书》（含20类书目）是盗发至「魏襄王」（一说作魏安厘王）墓——这位《汲冢书》20类书的主人墓地得来，亦即「魏襄王」或「魏安厘王」，但是，他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儒家粉：

《孟子见梁襄王（即魏襄王）》：

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自己搜，懒得解释了。

✔总之就是纯的儒家思想。

一个儒家的忠实粉丝君主，带着“毁儒家三观”的书入葬，这该有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不可理喻？？

如此看来，魏、晋两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的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史观土壤。

到底真相如何？

我没有100%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你：

✔从考古发现的「硬证据」（甲骨文）来看：

伊尹不可能是篡位而被商王太甲杀死的人。

✔从逻辑上来讲：

《琐语》与其他出自诸“晋隋唐宋以来”史籍所谓“《竹书》云/《纪年》/《汲冢书》云”，在春秋战国时，没有“存活”的条件。在当时的魏、晋两国里，这种说法无异于邪教！！最后，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昔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等等「大新闻」的话！那么，第一手接触出土版的《竹书纪年》的西晋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尚书郎束皙三人，不会一字都不提及。

正如《晋书·束皙传》里束皙本人提到的“与经传大异”的5大点一样——该提的，他都提了。

“启杀益、太甲杀伊尹”这些算什么？“尧舜禹互相攻杀”才是真正的大新闻好吗？

可是，他们就是没提到。

所以，「毁三观（毁尧舜禹禅让）」的记载，是非常可疑的，是典型的突然冒出来的孤证。

★★★★★

最新的考古发掘，也支持尧舜之间，存在禅让：

「尧舜之都陶寺的政权之和平过渡」↓

11、孑遗里面的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已经揭示了那些“毁三观”的东西，是完全不可信的。

《古本竹书纪年：夏帝启》篇：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伯益薨，祠之。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王国维与朱右曾整理的这篇《帝启篇》，里面根本没有启与益互相仇杀的故事。

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整理出来的？

答：《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内容，主要来自南宋人罗泌的《路史》——注：所有流水账的体例，都是来自《路史》。

所有“《纪年》云”的「孑遗」记载，《路史》是最多的，因此，当是它最权威，在《路史》里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来看，那《晋书·束皙传》与唐刘知己《史通》里的“《竹书云》”和《汲冢书》云”的“启杀益”，根本就不能“好好的坐在一起”！

一个是杀了。另一个没杀。怎么可能“统一”？两者之中，必然有一个是错的。

去《史通》的原著里看看原文：

《汲冢纪年》语曰：“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对照《晋书·束皙传》可以看出，刘知己根本就是在阐述《晋书·束皙传》上的说法，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看了《纪年》而得出的结论。

“尧舜禹相爱相杀”的故事，也果然不出所料！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刘知己根本没有说明是《纪年》。

✔后面的“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还是在引述《晋书·束皙传》。

✔《史通外篇·疑古卷三》本身就前后矛盾，一会说“舜放尧于平阳”是出自《汲冢书》，一会又说出自《琐语》。

▲刘知己不是一次两次记载混乱：

《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史通·杂说上》：“《竹书纪年》：后启杀益。”▲又是一会说《汲冢书》，一会说《竹书纪年》，又是前后矛盾。可见，《史通》的可信度非常低！

一是根本是后世的人错误的理解了刘知己的意思，把人家转述《晋书·束皙传》的话，当成了《纪年》里写了舜杀尧、禹杀舜，再“启杀益”。

二是刘知己自己就语焉不详，并无明说！

对于此类者，最形象的就是鲁迅先生的这张图。

☞结论：

《今本竹书纪年》——也就是明代范钦本，与1981年内陆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

那就是不加辨析的对古史采取“通通拿过来的主义”——导致了记载混乱。

笔者为了弄清楚“毁三观”的「真相」，专门研究过《辑证》，我发现，看这本书，确实是多余的。

因为它就是弄出了一份大杂烩而已。根本不负责判断，是也行，不是也行，看了等于白看。

这就是我开头写的“多此一举”。

12、西晋司马家族100%篡改了《纪年》，而且篡改得十分拙劣！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帝癸（桀）》云：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

按照「壬子年」到「壬戌年」用「六十甲子年」来算的话，夏朝怎么也才只有430或顶多490年！

✔按书里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这样算下去，计夏有17帝，含禹在内也只有440年。

魏国与晋国的史官连这个都会算错吗？答案=0！

天干地支在古代，就跟我们的1234567890等阿拉伯数字一样，这么简单断然不可能算错！

✔《古本竹书纪年·商纪·帝纣》篇云：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终戊寅〕。〕”

按「癸亥年」到「戊寅年」按「六十甲子年」算，应该是508年！

按书里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这样算下去，计商共有30为帝王，共历525年！

无论《夏纪》还是《商纪》，白纸黑字，一帝不少的记载完整的，但居然与史官落笔的年限字数相差这么远。答案只有一个：删掉了一些事情！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帝王纪年」与「史官纪年」出现这么大差别的原因。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掩盖——越篡改，就越不合理。

西晋司马氏篡改《竹书纪年》，完全确凿！

毫无疑问：只有去伪存真的《辑校》，才是最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