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因为了解有限这里要答非所问了。以下“中国”作现在中国国境线以内解，简单描绘一下考古学所勾勒出的图景：

1.从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开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农业转型。 在华北转型比较迅速，粟作农业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定居社会的产生大致同步，在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长期伴随着野生食物资源的采集经济——这是各自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在更外围的地区， 如东北、西南、岭南、青藏高原、西北戈壁荒漠 等，生计没有根本性改变，或转型较晚，基本与最早的一批文明无涉。由于二里头是文明社会已得到公认，所以最初的文明很可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而且由于东亚与旧大陆其他文明起源中心相距较远、存在一些地理障碍，而且在约2000BC之前较少见到外来因素影响，所以一般中国新石器研究者均认为，相对于西来说的文明本土起源已成定论。

2.也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才真正在考古学上能够辨认出物质文化的地域性，进而区分考古学文化和谱系关系（某个地区的早晚文化之间往往有某种程度的承袭演进关系、从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现象）， 这种文化谱系一经形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主有次、有分支也有合流，史前中国就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谱系交织起来的。 其中与文明起源相关的也基本上是后来早期中国的核心区域，主要包括辽西地区、晋陕高原+河套地区、甘青地区、中原地区（晋南+关中+晋南+豫中西）、黄河下游（山东及附近）、长江下游（江浙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成都平原等。 这样，与传统的历史书写集中于黄河流域或中原中心说不同，考古学展现更多的是中国文化多元性的一面。

（表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考古学 新石器时代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07. 没有反映最新的测年成果但基本框架未变）

3. 文明如果不是作泛化理解（如伟大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求有科学定义的话，往往是和国家、阶级、城市等相联系，这些概念可以从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抽象出来，但是在考古遗存上的表现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在缺乏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对阶层分化如何产生和维持、行政管理机构如何运行、统治者如何垄断暴力等更接近文明本质的细节知之甚少，所以考古材料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研究史前史需要多学科合作。

上述各地文化不仅谱系不同， 而且手工业、大型公共工程、宗教、战争等因素在参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甚至不同区域文化兴衰的态势也有高低变化、此起彼伏。这也就意味着很难用一把刀把当时中国社会切出前文明和文明阶段，就算要分别处理不同区域，分割的标准也很难事先达成共识。所以文明起源研究已从文明要素的界定、文明化一般过程的比较，转变为针对某一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个案探讨的基础上进行综合。

借用某些学者的概括，中国史前文明总进程的可被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4000~3000BC)，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进入空前繁荣，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其他地区则相对沉寂。第二阶段(3000~2300BC)，中原地区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则继续此前的发展趋势，并相继达到各自的高峰；海岱地区约在大汶口中期开启文明化进程并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的态势，辽西地区文明化的起步约略同时，却似乎步调更快地走向了当地社会发展的顶峰。第三阶段(2300~1800BC)，成都平原和陕北地区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急转直下，快速凋零，类似情况也发生在辽西地区；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赵辉，2006）。

如果一定要给文明化起步时间线的话，环太湖地区是崧泽文化，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代表；江淮地区是凌家滩文化，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中原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类型（西阴文化），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代表；长江中游地区是屈家岭文化；黄河下游地区是大汶口文化中期；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其他地区可能相对较晚，比如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一期文化，陕北的老虎山文化。

同时不同地区也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化模式。模式一：在自然环境较好的东部、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伴随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这方面的考古记录集中体现在墓葬资料中，即通过随葬玉器、象牙器、漆器、精制陶器、丝绸等高档手工业品的数量或质量，以及棺椁的有无、墓葬规模大小等物化形式来表达死者的身份。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呈现出的清晰的等级秩序，则反映着社群之间的分化。而为了维持和巩固这种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模式二：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部旱作农业地区，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在这些地区考古记录中，常常见到城墙壕沟等聚落防御设施、大量出土的箭镞等武器，以及乱葬和杀埋活人的奠基仪式，因此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活中的重要内容（赵辉，2006）。

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学中年代上的早晚可能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社会演变的动力是什么，不同区域社会是怎样竞争或联合的，各自成败兴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社会对后来中国文明贡献更大而有的看起来就无关……文字材料的缺乏并不妨碍考古学在谱写史前史方面的雄心，所以也希望知乎读者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文明何时何地起源的问题，或者互相攀比竞争哪种文化更能代表“最早文明”等荣誉称号，多问一些为什么，也能更好地理解考古学家的工作。而且，在一个万邦林立的演化场域中，每一个地域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哪个不起眼的遗址就保存了重要的文明基因，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所启迪。考古学揭示了众多被历史书写所遗忘或至少是记忆模糊的文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它们抱以温情和敬意。

参考文献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第50-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