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研究者的主体性、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研究目标的主体性，其中核心是研究者的主体性。研究者在开展中国历史研究时，虽然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其主体性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多元的、变动的或模糊不清的，但就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界定、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以及明确的或潜在的目标而言，不少研究者程度不同地具有并表现出某种立场。总的说来，中国历史研究者（包括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立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国家”立场。研究者站在“国家”（既可能是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可能是现当代的中国国家）的立场上，从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其研究目标主要包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帮助统治者更好地治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为国家主导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提供足以服人的历史认识基础和历史借鉴；说明现实中的中国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展望或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或趋势。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乃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虽然可能是不同意义上的“中国”），其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为中国的。

二是“世界”立场。从“世界”立场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重要预设：一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基本的“统一性”。二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表现为“从相对孤立到普遍联系”、“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全球化”是一种悠久的、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世界”立场的中国历史研究，把中国历史看作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在中国的展开或表现，同时也是“整体的”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将中国历史或其区域历史“嵌入”具有基本统一性的或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中，并相信中国历史研究（包括其区域历史研究）可以揭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或全球化进程及其实质；其所界定、选择的中国或其区域与地方乃是世界的中国或世界的区域与地方；其研究目标既是中国的、区域的、地方的历史，同时或最终是世界的历史。

三是“人”的立场。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的立场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者立足于自身的现实需要、情感、兴趣、好恶、求知欲或价值观念，选择并界定研究对象，并在研究过程中“灌注”其个人性，其研究目标乃是表现其个人性，并满足其个人需求。二是研究者立足于自觉意识的“人”的立场，从“人”的生存、欲望、认知、交往、精神等角度出发，选择并界定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中国历史”界定为“中国人的历史”；其研究目标，乃是探究“中国人”的人性，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

“国家”立场、“世界”立场、“人”的立场，并无高下之别，其研究目标亦难分大小、远近、高低，研究成果的水平与研究者的立场之间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任何一项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都应当是立场明确的研究。同时，也只有立场明确的研究，才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交流，并在交流中突显出中国历史的特性与意义，以及中国历史的研究者立足于中国历史研究而形成的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与认识。

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无论站在“国家”立场、“世界”立场，还是站在“人”的立场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承认：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三方面认识，已成为大部分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而探究以上三个方面的历史过程、分析并解释其成因与意义，既是很多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出发点，也是其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特质

长期以来，在考古学界与上古史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国家”曾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国家及其形成（以及城市、文字的出现与发展等），基本上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文明所独有；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所形成的国家形态与结构。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果中国文明从源头上就是多元的、多中心的，是由不同地区的文明相互影响、互动、融会而成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容纳了更多的区域文明（特别是所谓华夏周边地区的文明），那么，所谓“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的核心线索就应当是构成中国文明的各区域文明通过不断接触、交流、相互影响、互动，逐步加强彼此间的联系，进而一步步地融会在一起，并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某种“统一性”的进程。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考察这一进程，分析推动这一进程的诸种要素，并解释这一进程对于“中国文明”的意义。虽然这一进程的结果应当是中国的“一体化”或“统一性”，但在这一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却是其包容性。

包容性应当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明相互作用圈内的各区域文明既相对独立地生存、发展，又在圈内互动、融会，同时还保持其多样性。“泛爱容众”、“和而不同”，应当可以较好地概括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而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又正是建立在“包容性”这一根本特征之上的——如果不能包容不同的区域文明，长期延续、未曾断裂的中国文明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应当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之一。揭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描述其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在中国文明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解释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与启示，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而以“包容性”为核心阐释中国文明的内涵、特质，叙述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必将更好地展现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博大胸怀与恢宏气象。

（二）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

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均未表现出相对明确的统一性或同质性，那么，“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这一命题，就可以化约为作为政治体的中国国家，是如何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对于散布着多种人群、经济形态与发展水平各异、社会组织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千差万别的广大疆域实现相对有效的控制的。而中国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就应当是历史上的中国国家，是如何控制其人群复杂、经济与文化形态各异的辽阔疆域的。

总的说来，中国国家对于疆域内的不同人群、地域采取两种最基本的统治方式：一是直接统治，即国家通过军事、行政、赋税、教育等手段，将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推行到可以直接有效控制的地区，并主要依靠这些制度，实现对上述地区的直接控制。二是间接统治，即对于未能有效、直接控制的地区，国家采取委托或接纳“代理人”（或“中间人”）的方式，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如政权合法性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向代理人“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和利益，委托其作为国家代理人，代表国家统治或治理相关地区，程度不同地保留其所“代理统治”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和结构。

无论是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在具体实施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直接统治的情况下，制度规定也不是绝对的，其在各地区的实行，必须适应该地区的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背景，因地制宜，加以变革，从而使国家统一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形成诸多的地方类型，这就是“制度的地方化”。在间接统治下，“委托—代理”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家“让渡”权力的大小、方式以及代理人的层级、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类型。“委托—代理”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变动，形成了越来越复杂多样的间接统治方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间接统治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直接与间接统治的二元统治制度，表现为多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因此，“一国多制”乃是自古以来中国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多元统一的中国得以长期延续发展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认识中国疆域内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差异，采取灵活多样的制度与策略进行统治或治理，是中国实现长期统一的“法宝”。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与多元化、多样性潮流并存共行的时代里，探究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多元化并存的客观事实，分析其对于“统一的中国”的作用，揭示其对于全球化发展的意义，应当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

（三）中国的现代转型

所谓“转型”，是指某一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行模式以及人们有关这一事物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现代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国家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的现代转型，乃是百余年甚至三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索。因此，“转型”也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命题。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中国内部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因，以及中国内在变迁的可能性。以中国为主体，重新审视“中华帝国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自强”运动的开展，乃至新文化运动和伟大的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均可以发现中国内部蓬勃向上、不可抑止的生命力，而此种生命力实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性动因。因此，中国的现代转型，虽然因外部的冲击而触发，却是以中国国家、人民为主体自觉地进行的，是中国主动调整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不断适应、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逐步建立起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进而影响世界体系的过程。

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持续受到外部势力的压迫和直接破坏，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们亦受到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思潮的深刻影响，建构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和保持领土完整、内部凝聚的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乃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的“重中之重”。换言之，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以“国家转型”先行并主导的。国家或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全面转型，乃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性特征，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成就与教训的根源。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揭示中国现代转型的这一主要特征及其意义。

三、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研究中国历史，其最终目标不外乎去思考并尽可能地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生存、发展并创造自己的文明的；二是中国文明、中国历史在人类文明、世界历史上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三是中国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的中国、世界，以及设想、建构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一个问题的目标，是揭示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人类共性”，是立足于中国看人类、看世界；第二个问题的着眼点，是揭示中国、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特性，其前提是需要对人类、人类文明、世界历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第三个问题的出发点，则是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是“站在今天看过去”，其前提是对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论原则就应当是：站在当今的中国，去看中国的过去；再放开眼界，去看当今的世界及世界的过去；然后回过头来，以历史和世界的眼光，重新认识、理解当今的中国，并思考其未来。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历史研究是站在当下，回溯“过去”，“从历史看中国”，那么，“过去”就成为研究当今中国（以及世界）的素材，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过去”乃是凭借着历史资料得以认识或建构的。

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给中国历史研究者带来诸多便利，也导致了研究工作的繁重和巨大的困难，对此，前人已有充分认识，并摸索出诸多鉴别、分析、运用史料以认识史实的方法与路径。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历史资料不仅是丰富的、复杂的，其多样性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并深刻地影响着以之为基础的历史解释的多样性。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就应当充分重视中国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从多样、多元的史料出发，梳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之史实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分析其成因与意义，并进而探求“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史实。

不同的人、人群、阶层或不同的地方社会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既然可能各不相同，那么，根据其叙述的“史实”所得出的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亦可能各不相同。因此，至少在历史叙述中，存在着多样性的中国历史脉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包括史料、史实、历史叙述与历史认识）乃是复数。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的多样性，是中国历史研究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承认并充分展示中国历史认识的多样性，将有利于在更高层面上形成对中国历史的统一认识。

多样性与多元化的中国历史认识，将使中国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在中国历史的范畴内，通过比较不同的中国历史认识及其路径，可以讨论人类的历史进程以及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因为多样性与多元化的中国历史认识，既可能涵盖人类历史的不同路径及其认识，又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也许，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人类历史之一般性法则的认识所带来的新启示，正在于这种认识的多样性——多样性的中国历史认识，或者将会极大地修正或改变对于人类历史之一般性法则的认知，甚至可能对此种一般性法则之存在与否提出质疑。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