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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鲁西奇: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基本路径

【文萃】鲁西奇: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基本路径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表现在研究者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谁的、为谁而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主要有“国家”立场、“世界”立场以及“人”的立场三种。中国历

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表现在研究者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谁的、为谁而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主要有“国家”立场、“世界”立场以及“人”的立场三种。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有:其一,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特质;其二,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其三,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国历史研究者须“进入”并立足于现实的与学术的“中国田野”,去开展中国历史研究;亦应充分使用多样、多元的历史资料,梳理多样、多元的历史叙述,从而形成多样、多元的中国历史认识。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

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研究者的主体性;二是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三是研究目标的主体性。其中的核心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即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立场,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国家”立场。研究者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主要围绕:(1)“国家”的形成、兴盛、衰退乃至灭亡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或“治理”的成败得失;(2)“国家”的本原、类型、形态、结构及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基础;(3)中国“国家”的形成、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等三个核心问题,从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开展研究。从“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叙述、分析与解释,乃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中国的“国家性”,其所选择并界定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国家”的“中国”,其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为国家的、为中国的。

二是“世界”立场。从“世界”立场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重要预设:(1)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基本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源自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2)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表现为“从相对孤立到普遍联系”“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所以“全球化”乃是一种悠久的、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站在“世界”立场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大多接受、奉行“整体历史”或“总体史”的原则和思想方法,并相信中国历史研究(包括其区域历史研究)可以揭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或全球化进程及其实质。

三是“人”的立场。从“人”立场出发的中国历史研究,其研究目标,乃是探究“中国人”的人性,思考与分析“人”的本质、中国人的本质及其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其所研究的历史乃是“人的历史”,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主题的历史,其核心问题就是“人”(中国人)的形成、演变,以及人与其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乃是为“人”的历史,为“中国人”的历史。

三种立场并无高下之别,但是,任何一项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都应当是立场明确的研究。

二、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中国”。无论站在何种立场观察、分析中国历史,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承认:(1)“中国文明的连续性”;(2)“中国政治的统一性”;(3)“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三方面认识,已成为大部分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共识。

(一)中国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特质

长期以来,“国家”曾被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但国家及其形成,基本上是人类文明史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文明所独有;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所形成的国家形态与结构。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论或多元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考察构成中国文明的各区域文明走向“统一性”的进程。

虽然这一进程的结果应当是中国的“一体化”或“统一性”,但在这一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却是其包容性。

包容性应当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泛爱容众”“和而不同”,应当可以较好地概括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而中国文明的包容性,来自并蕴含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中国文明内在的核心,也是中国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因此,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应当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之一。

(二)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统一性首先并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统一。“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乃在于中国的政治统一是如何实现并长期维持、不断强化的。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没有建立或形成过统一的经济体系。历史时期也并没有存在过一个整体的、向内凝聚的“中国社会”或某种同质的“中国社会”。同样的,中国文化在源头上是多源的,在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形态与内涵上是多样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就应当是历史上的中国国家,是如何控制其人群复杂、经济与文化形态各异的辽阔疆域的。总的说来,中国国家对于疆域内的不同人群、地域采取两种最基本的统治方式:一是直接统治;二是间接统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国家政权均采取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并行的方式。

认识中国疆域内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差异,采取灵活多样的制度与策略进行统治或治理,是中国实现长期统一的“法宝”,也应当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

(三)中国的现代转型

中国的现代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国家转型;(2)经济转型;(3)社会转型;(4)文化转型。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领域的现代转型,乃是百余年甚至三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索。因此,“转型”也应该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命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中国内部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因,以及中国内在变迁的可能性。

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以“国家转型”先行并主导的。国家或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全面转型,乃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性特征,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成就与教训的根源。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揭示中国现代转型的这一主要特征及其意义。

三、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论原则就应当是:站在当今的中国,去看中国的过去;再放开眼界,去看当今的世界及世界的过去;然后回过头来,以历史和世界的眼光,重新认识、理解当今的中国,并思考其未来。

中国历史研究者须“进入”并立足于现实的与学术的“中国田野”,去开展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鉴别、解读、分析丰富、完整的历史资料,藉此理清中国历史的进程与基本事实,即“从史料到史实”;二是从第一个步骤所认识到的“史实”中“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法则,形成对中国历史总体趋势、基本结构、根本动因的认识,即“从史实到史识”;三是将第二个步骤中所得出的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认识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法则相比照,获得某些新的启示,或者形成某些对于人类历史的新认识,即“从史识到史观”。

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给中国历史研究者带来诸多便利,也导致了研究工作的繁重和巨大的困难。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就应当充分重视中国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从多样、多元的史料出发,梳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之史实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分析其成因与意义,并进而探求“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史实。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李中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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