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