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迹

西周王朝作为华夏文化圈的奠基者，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向来为学者公认。但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过去史学界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中晚期则薄弱得多。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将“二重证据法”引入古史研究以来，传世与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逐渐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基础资料。1949年以后大陆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又源源不绝的带来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代遗存。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西周史的专著已有不下二十种，但大多是偏重某一方面的专题性研究，能够整合各层面问题、贯穿西周一朝历史的综合性论著还不多见。尤其是对于西周王朝衰落和灭亡的全过程及其深层因素的综合性考察，还是西周史领域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李峰教授《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英文版200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西周的灭亡》英文版与中文版书影

不同于面面俱到的“断代史”模式和单向度的“制度”研究，本书所要做的是对“西周晚期历史发展的‘原理’（rationale）和‘动力’(dynamics)的系统考察”（本书第8页）。 “地表形态”（landscape）是本书的关键词之一，它与政治结构和政治事件构成本书解释体系中的三个层次，颇有年鉴学派“三时段”的意味。因此，对西周王朝疆域内“地表形态”的复原，乃是本书全部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书第一章要完成的就是这一任务。作者将西周王朝领土的核心区域划分为西部的“王畿”（包括关中平原及其边缘地区以及东都洛阳附近）和东部的封国（主要包括中部平原以及晋西南的汾河谷地）两部分，这一划分本身就含有作者对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认识。他指出，周王朝在这两个区域内实行了截然不同的管理规则：王畿地区“受周王朝的直接行政管理，并由王师独立承担防御”（第37页）；广大东方地区则依靠“政治代理人”式的“封建”制度来维持间接统治。同时，两者的差异还体现在贵族封君的不同称谓上：东部封国的封君习惯上被称作“侯”，而王畿内的贵族首领则根据其在家族内的排行被称为“伯”（第129页）。这一统治模式的“双轨制”与下一章所论西周国家的“双重性”危机密切相关。作者认为，西周王朝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理结构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的过程”，是“政治企图与地理现实相协调的产物”（第104-105页）。西周国家并非是王权将地方治理权授予领主而形成的简单平面结构，而是由多个平行系统构成的复杂政治体系，

接下来作者着手从“内乱”和“外患”两方面探索西周衰亡的深层因素。第二章侧重于揭示“在西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即已积淀的结构性危机”（第107页）。作者认为，危机的源头可追溯到西周国家内部两对最基本的关系——中央王室与地方封国、王权与王畿内贵族家族权力，由于周王丧失了对这两种关系的控制力，西周国家的基础遂不复存在。一方面，西周王朝对广大东部地区的控制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制之上，然而随着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封国与王室之间呈现日益“游离”的趋势；王室很少能得到来自封国的支持，却要凭借王畿地区的有限资源来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全，于是其力量逐渐削弱。另一方面，周王对王畿内贵族的管理是依靠“恩惠换忠诚”的方法，即不断给予各种形式的赏赐尤其是地产，以换取他们在朝廷中的服务。作者认为这种“自杀式”的管理方法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周王室的经济基础，同时造成贵族势力的坐大。

应该说，本书对于西周王朝“结构性”矛盾的把握非常到位，一些具体的分析也颇有新意。比如作者将“国人暴动”解释为“周王权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宗族之间的一场主要争斗”，与其说是“被剥削阶级推翻贵族阶级的一次胜利，不如说贵族力量战胜王权，抑或是王权重建的一次失败”（第156页），十分敏锐的捕捉到“国人暴动”的实质。遗憾的是，作者并未从这一视角对王权与贵族的矛盾做更深入的发掘。从“两对基本关系”来解读西周王朝的衰落，容易使读者将其理解为一个“匀速递减”的过程，因而忽视了其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比如在论述西周中晚期封国与王室关系的疏远时，作者举证说此期铭文中少见早期那种诸侯到王都朝觐天子的例子，这显然不够全面。近年新出金文中多见西周晚期周王命诸侯国军队参与征伐之例，如厉王时的应侯视工鼎、簋及柞伯鼎，宣王时的晋侯苏钟等。这一方面说明地方封国实力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王权力图控制和利用封国的力量，使其为王朝服务。虽然此时王室与封国之间的联系可能不如穆王以前那么紧密，但比起恭、懿、孝、夷时期显然大为加强。又如作者以封国考古学文化的“地方化”来证明其对王室的“离心倾向”，而实际上目前西周晚期东方各国的考古资料仍相当缺乏，不足以支撑此论点。作者所举仅有山东地区之例，而学界对山东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墓葬的断代，过去长期存在偏早的倾向；比如作者所举的曲阜鲁故城墓葬，其实际年代可能只到春秋早期。而晋国墓地和应国墓地的西周晚期墓葬，却显示了与王畿地区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地方化”趋势可能要到春秋早期才普遍出现。

作者以管理方式的不当（即“恩惠换忠诚”模式）来解释王室的衰弱和贵族力量的增强，也有过于简单化的缺陷。作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西周晚期周王向臣下赏赐土地的“零碎化”。诚然，与早期相比，西周中晚期无论是王室还是贵族的土地占有都呈现“零碎化”的趋势，这与贵族阶层的膨胀和宗族组织分化所造成的资源紧张有关。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资源分配的形式，而在于分配权掌握在谁手中。恭王至夷王时期，除永盂以外，再未见到周王向臣下赏赐土地的例子。相反，倗生簋、五祀卫鼎、卫盉等铜器铭文显示，这一时期土地资源的交换大多是贵族之间的自主行为，并需得到当权大族的认可，王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直到厉王时期，周王向臣下赏赐土地以及处理土地分配的事例才重新出现，宣王时进一步增多。一些例证表明，“国人暴动”之后败亡贵族的土地很可能在宣王主持下进行了重新分配。这说明，西周王室的经济力量在经历了中期的削弱以后，晚期又出现增强的迹象。

（恭懿时期的五祀卫鼎铭文记录了贵族“裘卫”和“邦君厉”之间的土地交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交易是在“井伯”等王朝卿士的监督下进行的。）

诚如作者所言，王权与贵族的博弈是西周王朝政治的主要矛盾。王朝的命运与王权的兴衰息息相关，但西周王权的衰落并不是“直线下滑”运动，而是“W”形的曲折运动。王权在与世族的斗争中并非一直处于被动，厉王的专制就是王权对“世族政治”的反攻。“国人暴动”既是世族与王权的决斗，也是贵族阶层本身的大分裂，必然导致王朝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这一事件与随后的“宣王中兴”有何联系？厉王与宣王两朝的“王权复兴运动”在西周王朝的衰亡史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本书并未涉及，还值得深入探讨。

（宣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讲述周王赐予“善夫克”分布在七个地点的土地，还有原属于井氏的土地和属民。本书作者将其年代定在中期偏晚的孝王时期，从而影响了他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

本书的第三章主要讨论西周晚期的“外患”。作者在前文建构的西周王畿地理空间的背景下，考察了西周王朝与其主要敌人玁狁之间的较量。本章涉及的问题可上溯到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具有深厚的学术史背景。无论是在宏观的视角，还是在细节的论证上，本书的研究都有超越前人之处。然而上古民族及其地理活动范围的探索，向来是一个高风险的命题。尤其是铜器铭文中地名的定位，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与后世地理著作的联系，其不确定因素更多。对于玁狁活动的区域，学界向来存在争议，主要有山西中、北部和泾水上游两说。本书支持玁狁由宁夏南部沿泾水河谷侵入关中的说法，其全部论证大多在此前提下展开。但近年新出的几件铜器对此说提出有力的反证。如四十二年逑鼎铭文叙述宣王“肇建长父侯于杨”，并派单逑助其建国，随后单逑在“井阿”、“历岩”、“弓谷”等地与玁狁发生战斗。铭文中的“杨”，学者大多认为即今山西洪洞的杨国，因此单逑与玁狁之战涉及的地点应该不出今山西中南部。作者虽然对此铭文提出质疑和解释，但显得不够有力，最后建议将其“搁置一旁”。又如穆王时期的簋，铭文称“驭戎大出于楷”。不其簋铭文有“驭方、玁狁广伐西俞”之句，“驭方”应即此“驭戎”，其地域应与玁狁相近。近年晋东南的黎城县发掘了一批西周晚期大墓，出土铭文有“楷侯宰”字样，发掘者指出“楷”即文献记载的黎国。楷（黎）国之地望既然在太行西侧的黎城，驭戎的活动地域很可能就在临近的太行山区。因此，驭戎和玁狁有可能是沿太行山及其支脉由东北向西南移动，厉王时期进入汾河谷地，宣王后期才威胁到王畿。

（厉王时的多友鼎（左）和宣王时的四十二年逑鼎（右）铭文都记录了周人与玁狁的战事，其中涉及的地名究竟在今山西还是关中西北部，学者意见不一。）

除地望以外，有关玁狁诸铜器的年代，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本书将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其簋的年代定于宣王在位早期，符合学界的通行看法。但近年彭裕商教授提出兮甲盘乃幽王时器，他还指出宣王前期用兵的主要方向是南方的淮夷，后期才转向西北的犬戎，而《诗·小雅》中记载周伐玁狁的《六月》、《出车》等诗篇要晚到东周初年。其说与传统观点大异其趣。虽然这些不同意见尚不足以否定本书的解释体系，但一些另辟蹊径的思路仍然能提醒我们对一些视若“常识”的观点进行反思。

西周晚期王朝的主要敌人除北方的玁狁外，还有东南方的淮夷、东夷。虽然后者由于距离较远，对王畿的直接威胁不如前者大，但其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前者。目前所见与玁狁有关的铭文总共只有5、6篇，而西周晚期涉及周王朝与东夷、淮夷关系的铭文几乎3倍于此，其时间跨度从夷、厉之际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年。而且厉、宣两代对南方始终保持进取态势，厉王甚至率军亲征，这与周王朝在西北的保守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再联系西周早期对东土、南土的经略，可以说西北取守势、东南取攻势是周王朝一贯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造成东都成周地位的上升，并促进东方诸侯势力的增长，导致周王朝的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室的东迁不仅是迫于西北戎族的压力，也包含有王朝主动的战略选择。本书对周王朝“外患”的关注集中于西北，很少涉及东南，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第四章从“事件”层面探讨了幽王一朝走向灭亡的原因和过程。如作者所言，一方面能够提供西周末年政治史信息的铜器铭文极为缺乏，另一方面传世文献记载多经过后人改造，矛盾分歧之处比比皆是。因此，学界过去对两周之际史事的探索大多如同“猜谜”，异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试图沿着前文开创的“内乱”与“外患”两条轨道来解析这一难题。“内乱”方面，作者延续了谷口义介等学者“派系斗争”的思路；不同的是，作者将斗争的两派认定为前朝元老“皇父”（即金文中的“函皇父”）与幽王、褒姒及其支持者，进而对《小雅》中的几篇政治讽刺诗给予新的解释。“外患”方面，作者认为进攻周都、杀死幽王的“申——西戎”联盟与玁狁的威胁来自同一方向，即泾河上游，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两周之际一系列变乱的地理空间。

作者继承了西周末年存在两个申国的观点，认为除南阳盆地的“南申”之外另有一“西申”，并将西申之地望定在泾河上游，与申国联盟的吕国亦在附近。此说有其难以解释的地方。首先，平王的另外一些支持者，如郑，以及晋、卫等诸侯，当时都位于关东。而且，这些支持者之间还存在密切的联系，比如申与郑就曾经通婚。宗周覆亡后，平王的最终选择是东迁成周，说明他在东方已有一定政治基础。那么在东迁之前，远在西北的平王及申、吕等国是怎样跨越遥远的距离，克服幽王及其后携王集团的阻拦，而与成周的郑氏及东方诸侯保持政治联盟呢？再者，与申、吕同为姜姓“太岳”之后的许，也是平王的支持者。据《诗·王风·扬之水》，可知平王东迁不久，许与申、吕（甫）即同在南阳地区，平王且发兵屯戍三国，可见三国与王室关系同样密切。对于许在西周末年的地望，作者并未讨论。如果许在西周灭亡之前即已封于南阳，它与远在西北的申、吕又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呢？

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作者与很多学者一样，认为与申联合攻破周都的西戎（犬戎）就是金文中的玁狁，并将其定位于宗周之西北。此说忽视了平王东迁的深层背景，即平王的支持者大多位于关东，而且都是当时最有前途的新兴势力。而与平王对立的携王，则仅得到少数关中世族（如虢氏）的支持，最终为晋国所灭。如果平王固守西北一隅，即使得到戎族的武力支持，显然也无法获得最终的胜利。诚如作者所言，周末变乱起源于王朝的内部矛盾，包括王权与贵族的矛盾和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积累绝非幽王一朝之事，其影响更远及春秋早期。虽然在目前的资料条件下，对这一谜团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但从历史的深层着眼，应该会更加接近真实。

（两周之际的虢氏铜器虢宣公子白鼎（左）和虢季子白盘（右），陈梦家认为“子白”即幽王党羽“虢公翰”。对三门峡虢氏墓地年代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本书作者对两周之际史事的解释。）

本书最后一章探讨的是平王东迁之后地理空间和政治秩序的重新建立。作者关注的对象分为三个部分：平王率领下的朝廷，关中贵族的代表郑和虢，乘周室东迁之机入主关中的秦。作者延续了多年前提出的旧说，认为三门峡虢氏墓地的年代上限可到西周晚期，因此将虢氏东迁三门峡的时间定在了平王东迁之前。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作为携王死党的虢氏既然早在西周灭亡前就已东迁，平王及其追随者是怎样通过虢氏控制下的要隘函谷关呢？对此作者并未给以合理的解答。另外作者对礼县秦公大墓年代的判断也存在偏早的倾向。

在文献史料极度匮乏、新出土资料又层出不穷的上古史领域，任何观点的“正确”性都是相对而言，随时可能受到新材料的质疑和纠正。与纠缠于个别细节问题的正误、得失相比，寻求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发掘重大问题的答案，显然要面临更多的陷阱，也因此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西周的灭亡》尝试运用不同性质的史料和多学科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王朝的衰亡原理进行了动态和立体的考察，这一学术实践的示范意义已超越了具体的答案。相信已有不少研究者从本书中得到启发，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书中的具体观点。

作者按：本文原载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0年春夏季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此处经过删节，读者引用请以原文为准。另外本文发表之后又有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问世，因此本文有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