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和地理学是可以互相类比的两门学科，因为它们都被康德归为研究对象为physicalsubject的学科，这和研究对象为logicsubject的数学和物理学迥然不同。地理学总体来看，研究的是不同事物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而历史学则是研究不同事物在时间中的相互关系。由于毗邻靠近的不同事物发生互动的可能性最高，所以最为地理学家所重视。而同处同一时代的人物发生互动的可能性最高，所以也最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由于受地理的影响，人的发展受到钳制，故尔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说。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几乎就是该说的翻版。由于受时代的影响，人的行止也浸染其风，是谓时代的局限。至于历史决定论，在波普针对马克思主义写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之后，也大打折扣。不过，时代对人的影响和拘限作用也是存在的，并尤为作为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马克斯•韦伯所注意。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前者所包括的历史学不能单纯以因果决定论来阐释。尤其是狄尔泰发现历史现象的特殊性之后，历史学也就有了和所有社会科学所不同的特征，而成为一门人文学科。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不存在逻辑，或者说不能用因果观来看待历史（张荫麟《中国史纲》指出：“历史中所谓因果关系是特殊个体与特殊个体间的一种关系。

它并不牵涉一条因果律，并不是一条因果律下的一个例子。因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复现的，而历史的事实，因其内容的特殊性，严格的说，不能复现的。”）。只不过有时历史是一因多果，有时是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的，或者说，有时历史具有一些非线性科学的特点。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历史进程是可以准确预测，或者刻板的进行。毕竟历史中存在大量的偶然现象，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也具有主观能动的自由。因此，历史决定论也取得了和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的折衷。事实从，历史决定论并没有发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人类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能发现历史决定论（王船山《读通鉴论》提出历史的“势”，与历史决定论还不同）。因此，历史决定论可改名为历史影响论。作为史学的基本材料，编年史是以时间为主线记录各大事件的发生（司马迁相信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所以采用了纪传体；为帝王资治，以事件过程为主线，则有叙事本末体）。其中，前一事件可能是后一事件的诱因。研究事件前后的关系，是历史学家所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即张荫麟《中国史纲》中“发展的范畴”）。历史的拓扑学，有如研究历史的拓扑学性质（拓扑学即topology，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研究几何图形在连续变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

所谓连续变形，即允许伸缩和扭曲），发现其中的变与不变。这变多是表面的变，这不变多是深层的不变。这也即是说，历史是否存在一种深层稳定结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深层结构发生断裂。在拓扑学那里，圆和长方是等价的，没有区别。对于任意形状的闭曲面，只要不把曲面撕裂或割破，它的变换就是拓扑变换，就存在拓扑等价。环面和球面却不是拓扑等价，因为分一半之后，球面已被分割为两部分，而环面却仍然是一个整体。曲面上点和线的结合关系、顺序关系，在拓扑变换下不变，这是拓扑性质。瑞士数学家欧拉的多面体公式和七桥问题，均是对拓扑性质的一种描述。因此，假如有历史拓扑学的话，就应研究历史的拓扑学性质，包括拓扑变换和拓扑等价。而所谓历史的拓扑学性质，就是不同历史的大场景中，人和人、和集团、阶层的结合关系和顺序关系，在拓扑变换下的不变。如果发生变化，则为两种不同的拓扑结构。这种拓扑结构正是历史所加之于人的拘限。因为人处时空中，正好比曲面上的一个点。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说：“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而应“努力详征史料，实事求证”。这话当然不错。不过他的老师钱穆先生也说过：“史学有如建筑物的建构，从完整的图案到一砖一瓦都不能缺少。

但整体图案与一砖一瓦的地位不同。一砖一瓦（史料）的缺失，或许不会影响整个建筑物（史学）的安危和整体运作。整体（全史、通史）图案设计的缺失，却必然影响整个建筑物的安危运作，非千万块精制的砖瓦所能补救。”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也说：“‘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英国的E.H.卡尔进一步指出：史家的工作在于籍由因果分析，解释历史的意义；历史学家探查的不是个人的动机，而是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个人意愿和行为的诸种关系。而史家的这种分析能力，或如刘知几主张的“史家三才”之一的史识。三才即“史才”——编纂史事、行文记述的才能；“史学”——史料占有、知识渊博等学问；“史识”——历史认识、史学理论等。拓扑学作为一种视角或可增其“史识”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