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倪伟

上期封面文章我们延续了今年8月《传说与信史》未尽的话题。这两期封面都聚焦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和研究，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焦点议题之一，也牵动着中国人认识自身历史的好奇心。

与上次聚焦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文明形成时期不同，此次我们将目光上溯到距今八九千年前，探寻中华文明的曙光。从八九千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到六千多年前的山西师村遗址，再到五千多年前的辽宁牛河梁遗址，沿着历史长河一路顺流而下，探索先民的文明化足迹，追寻历史大脉络。

传说与信史，是文献史学与民族记忆范畴的两个概念，也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以伏羲、女娲、炎黄、嫘祖、三皇五帝、尧舜禹等为主角，关于他们的传说不仅零星地记载在史书中，而且更广泛地在各地民间口口流传。而自甲骨文记载的商代以降，进入信史时代，延绵两千余年不断的修史传统，建立了清晰可信的中国历史。

在科学实证思想进入中国的民国时期，对于史书里那些古史传说的质疑突然尖锐起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上古史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几乎同时，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用考古学重建上古的信史，成为考古学最初的重要目的。

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这样说：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如何修？傅斯年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指修国史要摆脱文献史料的束缚，不拘泥于文献，证经补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实物资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考古学要从史学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

但完全摆脱文献史料束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甚至考古学是否要摆脱史学，也成为考古学界一个深层的派别分野。到了越晚近的与文献史学相遇的时代，古史传说越不可避免地渗入考古学的研究中，例如师村遗址发现的六千多年前的石雕和陶雕蚕蛹，与当地流传至今的嫘祖传说，是否有某种联系？襄汾陶寺的古国遗址，与尧的传说是否有所呼应？这些讨论不可能停止，也充满吸引力。

通过“传说与信史”系列，我们希望能够呈现考古学上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最新进展，点面结合地梳理八千年以来的历史大脉络。我们提出“上下八千年”，并非妄图推翻“上下五千年”的成说，而是试图从更深的历史深处，更完整地窥探文明起源的全景。这一路上，遇见了很多新知，修正了不少成见，也带来了求知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