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使用了100多年的阿司匹林如今有了新的配合药物。新药的研发采用了外包和协作研发的模式，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它的成功率。

人类使用阿司匹林已经有115年的历史。这个年龄已经够老了，老到有人开始考虑为这个“年迈”的经典药物做一点什么事。比如，为它配备一些新助手。

因为让阿司匹林拿到诺贝尔奖的是英国药理学家约翰·万，他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发明”了阿司匹林，而在于解释了阿司匹林之所以具备那些神奇疗效背后的秘密—在这种药物足足诞生了80年之后。

万的发现真正打开了阿司匹林作为一种“药物”的大门：小剂量阿司匹林能够稀释血液并降低血液粘度，大剂量的阿司匹林能用来退烧和缓解疼痛。在1995年，美国研究人员还发现，阿司匹林可以预防肠癌。

到今天，在拜耳公司的实验室，研究人员又将一种名为“拜瑞妥”的新药送出了大门，公司正指望这种新药每年能够带来至少25.8亿美元的销售额。而能否实现这一点，取决于拜瑞妥与阿司匹林的配合是否能够如预期的那样好。

作为治疗中风的新型药物，拜瑞妥是按照能与阿司匹林相互配合的要求所研发的。这么做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中风的治疗方式，一般都要求患者定期去医院进行血液凝固检查，在此期间，病人必须服用大量的阿司匹林。拜耳的科学家们开始设想，能否开发出一种新药物，让阿司匹林的服用剂量更安全，并且让治疗方式变得更便捷。病人无需注射和检测，在家就可以服用口服药，并且只需要每天一次。

拜耳公司当初将阿司匹林变成了一种真正被世界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药品，与青霉素、安定齐名，并称为医药史上的三大经典药物。因此为阿司匹林研发治疗心脏病和中风配合药物的设想，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这发生在1998年。为开发一款新药花上十几年的时间是这个行业的常态，并且成功率未必令人满意。以拜耳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平均每年有超过38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在研发上，但新药开发的成功率却只有0.1%，比太空技术的成功率还要低。另一家以创新出名的3M公司，由于实在资源有限，不得不出售了自己的药物研发业务。

在一个如此之长的周期里，为了尽可能提高研发成功率，大型制药公司正普遍采用与外界协作开发的模式。

对于拜瑞妥的研发，科学家们首先必须寻找出参与疾病过程的分子，在行业内，这些分子被称为“靶点”。具体到针对凝血的靶向研发过程中，科学家要找的是一种名为“Xa”的因子，这种因子催化产生的凝血酶分子，是中风的主要病因。

中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杀手之一。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一次统计认为，在非传染类疾病所致的死亡中，几乎一半是由中风等脑血管疾病造成的。当年，全球有173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远远高于死于癌症的人数。

阻止凝血酶产生的过程，就像要把一把钥匙插入锁孔一样。为此科学家还需要合成出一种新物质，能与Xa因子结合，达到抑制它生长的目的。

最关键的步骤—合成新物质，正是一个需要外界协作才有可能提高效率的过程。因为科学家要在试管实验中试验数百万种化合物，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地筛选。在机器还不存在的年代，一个科学家一生最多可试验30万种物质，能有所收获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如今大量的取样、混合和测量工作已经交由机器人或者各种仪器进行操作，它们一天便可完成一个人一生的工作量。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合成新物质变得更容易。

在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力资源的限制。大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该为一个前途未卜的新药项目配备多大的团队，才是最合理的？老实说，这很难决定。它们将部分研发拿去外包的需求日益强烈，直接催生了一些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公司。

医药研发和开发服务提供商、无锡药明康德的创始人李革解释说，一个手握几十个专利的科学家，在医药大公司里，手下最多只有20多人的开发团队；但在药明康德这类公司，一个科学家往往可以带领几百人的技术团队，再加上硬件的支持，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把化合物合成出来。

拜耳董事会成员普利斯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攻克一个医学难题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已经没有一家医药公司能够单独发明和推广一种新药，医药公司创新的根本来自于内外合作。”

普利斯在拜耳负责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今天任何一种新药能发明出来，动用的都必然是全世界的资源。按他的统计，外部合作已占到拜耳每年约38亿美元研发预算的三分之一左右。拜耳目前在全世界有超过800个合作伙伴，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学术机构以及小型的创业公司。拜耳凭借这个网络，把一些项目的具体研发需求分发出去。

在拜瑞妥的研发过程中，与药明康德的角色相似的，是一家名为Aronara的小型医药创业公司。

它专门从事针对抗血栓药品的早期研究。拜瑞妥所需要的抑制Xa因子的新物质，就是在这里被合成出来。

拜耳医药保健全球发展总监Kemal Malik说，拜耳不仅邀请Aronara公司加入新药的研发，给予的条件也相当丰厚。除了实验设施以外，Aronara的科学家还可以使用拜耳研究网络的全球专业技术和设备。

“合作是增加成功概率的有效方法，它能够分担或至少减少研究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普利斯说。这种合作成功的前提，是为那些合作伙伴量身定做合适的合作模式，让不同的参与者做它们所擅长的事，定义明确的合作项目，最终让大家都能获利。

为了未来的惊人利润，医药公司从来不会吝惜于在研发上的天价投入。而关键问题其实是：这笔钱应该要怎么花。

拜瑞妥接下来的推广和销售，同样也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拜耳甚至会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强生医药共同分享成果。拜耳将在美国以外国家销售拜瑞妥，美国境内的销售则由强生负责。大公司之间达成定向合作，联合开发，分享市场，其实对谁都有好处。不久前，拜瑞妥刚刚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许可，强生自然功不可没。

这种合作推广的模式，目前已经让拜瑞妥获得了全球120个国家的批准，开始用于全球范围内250多万患者的日常医疗实践。自2012年1月率先在德国推出以来，已经避免了1000多例中风的发生。拜耳公司预计，医药业务年度销售额约为70亿美元，其中拜瑞妥便可超过25亿美元。

拜耳还启动了拜瑞妥的第三期临床研究，将从全球25个国家超过450家研究中心中，挑选2万例患者，进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针对拜瑞妥的临床研究。主要评估拜瑞妥联合阿司匹林，与拜瑞妥和阿司匹林单独使用相比，能起到哪些额外的保护作用。

拜瑞妥的诞生是如今新药研发的典型。这种合作开发、合理利用外部资源的模式，可以让新药的研发成功率大大提高。合作模式看起来牺牲了一部分利润，但其实却打开了更大的市场。普利斯认为，通过合作研发，拜尔新药的回报率可以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2009年年初，拜耳在北京设立了其全球第四个研发中心，也是在欧美国家以外设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约有120名员工从事当前制药产品线。“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当地的优秀研发人才。医药企业将研发的部分环节转移到亚洲等国进行，已成为趋势。”Kemal Malik说。

即便是大公司也不得不承认，再按过去的老步调恐怕已经无法追赶时代的潮流。根据医药健康咨询公司IMS Health的调研报告，在未来5年，全球前20个最畅销处方药中，有18个将面临专利到期风险，而这18个处方药全球销售额为1420亿美元。全球非专利药市场正以每年10%至15%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远远高于全球制药业的整体发展速度。

早在1940年，拜耳便在全球许多国家丧失了阿司匹林的商标权，包括美国和英国，更不用提在中国和印度这些仿制品广泛出现的国家。2个月前的印度，当地专利法院驳回了拜耳对印度廉价制药商的紧急上诉，允许印度当地企业Natco公司生产索拉菲尼（多吉美的仿制药），并且拥有这项药物专利权的拜耳不得干涉。无需支付专利费的仿制药，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至40%。

大公司必须加速新产品研发速度，才能保住自己的利润。仅2011年一年，拜耳就提交了600多项专利申请。它们还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正在寻找合作伙伴的新兴公司，为此建立了项目“孵化器”Collaborator，参与研发拜瑞妥的Aronara就是最早入驻的公司。

在2009年5月，拜耳公司还面向全球推出了一项名为Grants4Targets的外部合作计划。在相关网站上，拜耳列出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任何一个人或者公司，都可以在网站上申请加入项目合作，拜耳的科学家在3至4周内便会给出初步回复。一旦申请通过，拜耳将提供资金、工具，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对象进行支持。该计划自启动以来，已经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25项建议，其中114项建议已经被采纳。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药在这种协作模式下被研制出来。大公司们大概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便是明星药、经典药，也不能够吃一辈子。“人多力量大”，在它们看来这句话从未如此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