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没有客观历史，即没有观照当下的基础；缺失经世致用，即失去史学存在的价值。经世致用发轫于中国史学出现之初，滥觞于中国史学形成之始，与中国史学发展相伴相随。把经世致用置于中国史学成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使命、责任、担当有更深刻的认识。为此，编辑部邀约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将“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系列的第五篇文章《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及其现实意义》分享给大家。

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英文版正文长达525页，其中仅有不到50页直接论述当前问题，其余均是探讨中国悠久的历史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基辛格看来，对历史的理解和利用，是行之有效的领导力的根源，那些具有哲学思想的历史经验为决策者广为利用。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谋划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需要加强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体系演变规律的认识和研究，需要继续开展和深化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就国际关系史领域而言，应加强和深化以下重大问题的研究。

一、大国成长经验教训研究

近代以来，若干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探讨和研究这些国家成长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研究决定其崛起的重大因素，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探讨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中，应重点研究外交战略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外交决策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在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历程中，其对外战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决策者关注世界政治，追求和保护其核心利益，同时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发展国内基础设施、教育和商业，奠定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基础。在确立世界霸权地位后，美国注重维护霸权手段的多样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遏制苏联并维持其在西方联盟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美国不仅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定义了国家利益，同时通过广播节目、电影和出版物等，大力推行“文化冷战”，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推行的“和平队”计划，是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扩大影响力的重大政策措施；大批美国年轻人作为志愿者，前往非洲、南美等地。尽管美国决策者夸耀该项目是结束全球贫困的特殊举措，但实际上这是推进其全球利益的另一条战线。

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20世纪以来，美国在扩张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致力于建设旨在促进市场开放的国际秩序，从而维护国际体系的霸主地位。二战后，美国鼓励建立区域性的经济联盟，以期消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对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实施“经济冷战”，以贸易管制、禁运等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遏制和阻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突出体现。科技在二战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在原子能、卫星、绿色革命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是其推行大国外交的核心保障之一；美国利用其在科技领域的优势，确保联盟体系的稳固和海外市场的安全，维持经济霸权。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环境科学的发展以及美国对这些产业的主导，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历史上其他大国的成长经验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核心推动力，就是大力提升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力。1868年之后，日本统治者将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以此作为获得与西方平等地位的主要途径。日本学者深作由纪子以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为例，认为以科技创新、培训和掌握更专业的技能为突出特点的“技术战略”，是日本在二战前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

大国在成长过程中，对国际体系、地缘政治以及自身力量的认识，无疑将对国家发展战略产生历史性影响。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爆发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的教训，是最为突出和深刻的。日本在这一时期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实行的现代化改革而成为唯一的非欧洲强国，日本统治集团将对外扩张确立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发动侵华战争直至完全战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导致日本走向衰落的关键因素，诸如政治体制、外交战略、文化传统、决策机制等，特别是决策者对地缘政治的误判，都得以充分暴露。

二、国际体系演变研究

研究国际体系的演变，有助于认识制约和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离不开国际安全环境的营造，而国际安全环境主要体现在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过去300年的重大冲突，与国际体系的准则及其变动密切相关。国际体系实际上涵盖了各国运行其中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要件，同时还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和机制。因此，应重点研究其运行机制、制度功能等，并进一步拓展与此相关的法律史、军事史、经济史等课题的研究。

国家间的不同战略诉求和利益冲突，是引发和导致危机及战争的重要根源。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如何影响他们的国际行为，如何避免可能造成巨大破坏的国家对抗，是国际政治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国际社会的长期和平则需要国家间持续的共同努力。历史上，国际体系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大国的兴衰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上。在国际体系的演变中，无论是衰落大国还是崛起大国，都有强烈动机在国际体系的等级结构发生变化之时权衡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化。衰落中的大国所作出的诸多战略选择，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减缓或逆转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下降。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表明，衰落的大国在面对自身实力地位的下降时，具有较为广泛的选择。二战后，英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同样注重利用并加强其媒体力量，同苏联开展所谓的“争夺人心之战”，维持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同时，崛起的国家在对待衰落大国的战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或是将霸权建立在胁迫的基础上，这样，霸权国家必须不断使其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化；或是将霸权建立在体系内成员基本具有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上。维也纳会议和“欧洲协调”就体现了这样的历史意义。1814年9月，欧洲国家召开维也纳会议，在1815—1822年进行合作，形成“欧洲协调”，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控制政治变革的步伐。以美苏冷战为特点的战后国际体系，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涉及超级大国以外的国家和社会力量。美国的遏制战略，一方面致力于遏制苏联力量，另一方面同样致力于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危机和冲突。

战后国际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层面改变着世界历史的面貌。建立在“共同目标”和“增强实力”基础之上的北约对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构建欧洲区域安全机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欧洲安全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研究北约的起源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显得极为重要，由此可进一步认识美国对待同盟体系之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西方安全机制建设与欧洲和平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应注重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特别是有关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如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国与大国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重大问题作出新的解释，而且有助于从研究中国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演变的角度，阐释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特别是重大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片面单一地解释中国外交战略的动因，同时也应避免以决策过程和政策实践来解释决策动因。

三、重点国家和地区历史研究

有关重点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研究，有助于确定维护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应加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是加强对中国边疆安全、发展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二是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点开展其民族、宗教、经济、社会以及对外关系史的研究。

南亚、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应注重和加强印度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印度独立以来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民族等重要方面，认识和把握印度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与此相关，还应进一步加强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政治史、对外关系史等的研究。

中东地区由于其战略地位、自然资源以及宗教文化的影响力等因素，应作为世界史的重大问题加以研究。要理解冷战后中东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就应理解1945年至1990年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表面上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获取石油控制权，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美国致力于所谓的“大中东”（the Greater Middle East）战略，即力图在“从摩洛哥到印度”这一地区保持实力，发挥影响。正如美国著名的中东史学者哈立迪所指出的，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的干预模式，深深影响和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冲突、内战和战争。冷战遗留的问题依然凸显在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中。美国与伊朗关系的紧张与升级，以及美国在土耳其、叙利亚等近期事态中的政策走向，都表明中东地区在美国的战略关注中继续占据中心地位。

俄罗斯和日本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邻国。从历史上看，沙皇俄国并非处于欧洲大国政治的边缘，其地缘政治的优势决定其长期战略并非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威胁，而是与它控制欧亚心脏地带的目标相一致。在这一过程中，地理因素和经济问题在俄国大战略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日本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寻找其战后迅速成功的原因，许多研究注重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及其独特的资本主义模式。美国及英国的档案文献显示，作为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英两国在帮助日本走出经济困境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美关系涉及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政策、能源安全和海军力量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中美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海军力量必须能够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特别是涉及台湾、黄海、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从美国外交史的演进看，目前中美关系的局面使特朗普政府面临一个政策选择，是实施遏制，从而承担巨大的对抗成本；还是进行合作，在让竞争对手变得强大的同时获得收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似乎偏离了某些行为准则，但其基本的战略连贯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应加强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注重两国关系在国际体系演变进程中的特殊性和连续性，为双方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历史借鉴。

四、大战略研究

大战略是一整套的理论或逻辑，以指导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复杂、不安全的世界上，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大战略涉及利益、威胁、资源、政策等方面，其中，国家领导人是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这要求国家领导人首先对国际形势及其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大战略实施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是智力的构建。与军事战略不同，大战略必须全面融合外交、情报、军事以及经济等手段。行之有效的大战略必须具备一些原则：对战略目标必须有明确的优先顺序，必须将短期目标同长期目标区分开来，至关重要的利益必须同次要的利益区分开来，必须精确地认识到力量的分配。当大战略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时，必须保持灵活性，国家意志和资源必须集中到一个目标上。

历史上帝国或大国之大战略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依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参考意义。拜占庭帝国既无地理优势，也无军事优势，它之所以比西方其他帝国长盛不衰，在于其统治者设计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而战略性地适应了所面对的环境。拜占庭帝国较少依赖军事力量，即便是动用武力，也更倾向于遏制对手，而非消灭之，因为他们假定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比其他任何欧洲大国都多，其成功不是因为进攻性的军事力量或巨大的财富，而是通过操控地缘政治，使用可支配的有限工具，诸如地形、技术、条约、盟友等，集中稀缺资源以应对最大的威胁。他们在战后对敌人也很少怀有怨恨，把敌友都召集起来，降低帝国治理的成本。哈布斯堡王朝的大战略展示了如何在缺少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站稳脚跟，并战胜多个对手。

美国实施大战略的手段和途径是多方面的，其政策设计以总体战为战略框架，其中经济战、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都是关键措施；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遭遇地缘政治挑战时，是“扩大其责任承担的范围，而不是退缩”。冷战时期，美国支持盟国重新控制位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支持英国重返马来半岛，支持荷兰重返印度尼西亚。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边缘地带的重要地区，以多边和双边条约的形式，组建军事联盟，以达到控制这些地区的战略目标。使用武力是美国实施大战略的必然选择。

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国际关系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与中国史学的进步紧密相连。我们应推进世界史的综合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多边性和跨地域性，研究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历史演变及其整体性，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由此在世界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形成中国学派，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中国特色外交新战略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更丰厚的历史滋养。

〔作者戴超武，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