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史学有自己的一套路子，它很强调考据功夫。这种功夫，从其精神实质，从其技术特点讲，并非中国独有。国外的语言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实际上也都很有“考据精神”，只不过中国的考据，就其狭义的理解而言，主要是指史籍考订的一套办法罢了。

关于考据学，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一，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手段，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没有对等性，根本谈不上用谁代替谁的问题。第二，它的应用范围虽然主要是在史料整理层次，但不能认为它与宏观层次完全无关，有些关键性的考订，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在这样的问题上栽跟头，可能导致论证全面垮台。

现在不少人对传统考据学存在不少误解，或者虚无抹杀，以为都是陈糠烂谷子；或者望而生畏，觉得清代考据学家把古书搅了一个遍，他们的功夫我们已无法企及。事情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并不是。清代考据学，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并不是不可超越。首先，它的研究范围就很有限，对象主要是经书。经书是研究中国上古史最重要的史料，把这部分史料搞清楚，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基础工作。近代以来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它，绝不是偶然的。

但它对经书以外的先秦史料，如诸子，特别是那些非显学的诸子，研究得就不是很充分。再比如清代考据学力图辟除宋人的空疏，比较严谨，这是人所共知。但它也沿袭了宋学的一些流弊，如其辨伪学，就错划了不少伪书，一直对近代的疑古派都有影响。清代考据学在方法上比前人更为精密，尤其是在所谓“小学”的研究上，成绩最突出。中国古代的“小学”是研读经书的看家本事，主要是语言学的训练，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这三方面，它在训诂学上的成绩最突出，是采取直接上溯汉代经说的办法。汉代经说距古最近，为我们保留了最古老的一批训诂学线索，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其他线索。

所以，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脱其范围。但是我们应当指出，清代考据学当中的文字学和音韵学，却不能同近代以来的研究相比。在文字学的研究上，清人仍不能脱出“许学”即“《说文》之学”的范围，由于迷信许学，他们对许学之外宋以来的古文传承采取抹杀或无视的态度，对真正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知识也很贫乏，与今天的古文字学研究有云泥霄壤之别。在音韵学的研究上，它也无法与现代语音学和比较语言学引入后的研究相比。另外，清人偏重字面解读而忽视义理和大体，也妨碍了宏观的综合研究，这一点连清人自己也有批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被“考据学”吓倒，打算对史料考据层次的东西采取“绕着走”的态度。相反，如果我们能在课题定向上具有新的眼光，上述诸种方法的运用可能都会取得新的更具光彩的成就。所以我们说，在史学方法问题上，解决课题定向，在今天才是第一位的。

原载《知识分子》3卷4期［1987年夏季号］，115—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