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灭蜀后，丰富灿烂的古蜀文化就融入了秦文化。古代许多非四川本地出生的诗人在入蜀后都取得了显著的文学成就，特别是以唐宋时期为代表的许多著名诗人，如唐代的“初唐四杰”、杜甫、白居易等，宋代的陆游、范成大、王十朋等。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古诗人皆入蜀”之论。

“自古诗人皆入蜀”现象表现了巴蜀地区与全国的紧密联系，生动描述了蜀地的人文盛况，深刻揭示了古代诗人的蜀地情缘。因此，有必要对于该说法的由来进行考察。

自古诗人皆入蜀

有学者认为唐代的韩愈将巴山蜀水的雄奇壮美与李杜诗歌的超拔绝伦有意识地联系在一起，应视作“自古诗人皆入蜀”说的最早萌芽。如南宋王之望《帅漕复次韵再和》:“入蜀词人多妙句，向来严杜一编同。”

总的说来，唐宋时期人们对于入蜀现象更多地着眼于当时的杜甫等诗词大家。到了明代，以杨慎为代表的文人不再把眼光聚焦在杜甫、陆游等名家个体上，而是以群体视角来观察唐宋诗人的入蜀现象，《升庵诗话》云：“张蠙、韦庄、牛峤、欧阳炯皆他方流寓而老于蜀者。”

清代之后，蜀人李调元在《送朱子颖孝纯之蜀作宰》中明确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自此“自古诗人皆入蜀”以成文形式流传开来。

自古文人皆入蜀

有学者将唐宋时期的入蜀文人分为三种形态，即贬谪流放、躲避战乱、宦游入蜀等，并认为这些入蜀文人来自各个文化领域，将“皆入蜀”一说的主体扩大到了诗人以外的其他文人群体，并从社会属性来对这些文人与蜀地的情感、关系进行概述。但这种认识只是从整体概念上拓宽了入蜀现象的主体范围，缺乏从具体层面考察诗人以外其他文化领域的文人入蜀现象。

明清时代的蜀地文人出于对唐宋时期巴蜀文化盛况的怀念与自豪，提出了“自古诗人皆入蜀”这一充满文化自信的说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唐宋时期由于诗词文化的繁荣昌盛，这一时期的文人基本上都会吟诗作赋，因此人们习惯用“诗人”一词来指代所有“文人”。

如果仅从唐宋著名诗人在蜀地的历史活动这一角度去考察古代中原主流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流互鉴，未免所见甚狭。巴蜀文化的精彩、繁荣也绝不仅仅呈现在唐宋诗人的锦绣诗篇上，还表现在其他文化领域中。

综上，本文认为“自古文人皆入蜀”更能准确描述历史上大量外地文人进入蜀地的现象。相比唐代，宋代文化更加繁荣，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也异常兴盛。

宋代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少名人大家，其中一些人与蜀地产生了割舍不断的经历情缘，参与宋代巴蜀文化的建构，助推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却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以下拟以两宋时期各文化领域的入蜀名家为研究对象，以期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对“自古文人皆入蜀”作深入考察。

宋代名臣多入蜀

两宋时期，巴蜀地区凭其丰富的物产资源、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在南宋甚至成了抗金前线，地位十分重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两宋朝廷的许多文臣相继被派遣至蜀地，与蜀地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光作为宋代的朝臣领袖、文坛巨匠，蜀地给他们的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对于他们入仕后的政治思想、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宋代还有大批名臣相继入蜀，可以张咏、赵抃、王十朋作为代表，他们不仅为蜀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倡导、参与、襄助，不遗余力地推动了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造就了宋代巴蜀文化的彬彬之盛。

宋代文化名人入蜀的原因

宋代大批文化名人入蜀有不同的原因。就前述的入蜀文化名家来看，张咏、赵抃、王十朋入蜀是因为朝廷派遣入蜀任职，程颐入蜀兼有跟随其父宦游与自身遭贬谪的原因，而晁氏兄弟则是因躲避战乱迁移蜀地。

宦游、贬谪、避乱三种形态可以看作宋代文人入蜀的基本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环境和入蜀者单方面来考察的，忽略了巴蜀独特的地域文化吸引力这个因素。巴蜀地区丰富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习俗也应是吸引宋代(包括其他时代)文化名人入蜀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吸引力，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巴蜀地区处于四川盆地当中，山川重阻，道路艰险，成为历代重要的军事要地、战略要地，不仅为其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地缘优势，而且崇山峻岭在作家眼中还成为名山大川，道路艰险在诗人笔下结晶为奇情壮采，山川阻隔在文人想象中成了连绵的相思和“山无陵”的爱情誓言，因而造就了属于蜀地独有的诗歌意象。

杜甫、白居易、陆游、范成大等一大批唐宋著名诗人入蜀后，感叹于蜀地山川的雄拔峻险与奇丽多姿，自身的诗意文思和奇情壮采被激发、升华、催生，纷纷结晶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带来的政治优势以及秀美山川所具的文学创作优势，无不吸引世人对蜀地的心驰神往。

二是丰富的物产资源。巴蜀地区不仅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山峻水秀，还物产丰富、生活成本较低、居之颇易。左思的《蜀都赋》对于成都的丰富物产有生动描绘：“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此外，还有诸多赞颂成都平原肥沃富饶的论述，如常璩《蜀志》说：“(成都)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也。”陈寿赞扬：“益州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诚然，自李冰父子治水之后，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代，本用来指称关中平原的“天府之国”悄然成了成都平原。正是在这种丰富的资源环境条件下，成都赢得了“列备五都”、“扬一益二”等美誉，也才使得入蜀文人不会为生计发愁，能够以一种安闲舒适的心境来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从而诞生出诸多传世名作。

三是颇富魅力的人文风俗。四川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巴蜀地区相对封闭独立，从而造就了巴蜀地域文化习俗的独特性、神秘性，使得古代文人感到新奇，极欲入蜀一探究竟。

游乐文化是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代表，入蜀文人受其影响，被这种自由狂荡的风俗习气所感染，激发自我生命中最本能的因素，并以极其个性化的方式凸显在作品当中。也有入蜀文人认为巴蜀地区的这种游乐文化带来了一种骄逸奢靡的风气，并在入蜀作品当中加以批判、教化。但不管是赞颂还是批判，蜀地独特的人文风俗都深深地吸引着入蜀文人流连忘返并留下了深刻难忘的“成都印象”。

宋代文化名人入蜀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古代文人入蜀给巴蜀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是推动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宋代入蜀的名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朝廷官员，入蜀后，治蜀理政成为日常主要活动。

上述几位名臣如赵抃宽贷民力、张咏发行交子、王十朋修建义泉等，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造福民生等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执政能力，极大地推动了蜀地经济的繁荣、民生的改善，而这些正是巴蜀文化得以繁荣兴盛的物质基础。

二是促进了蜀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宋代入蜀文人大都重视教育。以赵抃、王十朋、邵伯温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名人通过兴办州学、劝学、兴建历史名人祠庙等方式达到教化蜀地民众的目的，在改良蜀地陋习的同时，又提升了当地文化的整体水平，为蜀地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这些巴蜀本地的人才或在本土为巴蜀文化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或通过科考入仕出蜀宦游，又推动了巴蜀文化在全国的传播，提升了蜀文化的影响力。此外，以程颐、周敦颐、邵雍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大家推动了蜀地理学的繁荣发展，以晁公武为代表的学者则结合蜀地本土的文化优势，创造出流传千古的文化名著。

结语

入蜀文人在受到巴蜀地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巴蜀地区之所以吸引众多名人墨客前往，除了地域文化自身的特殊魅力之外，还有其他地域文化因受巴蜀文化影响而“溯源返观”即欲以“目见”证实“耳闻”、以“身游”验证“神游”等原因。

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本土的蜀人(不论留居本土还是出蜀)与入蜀的文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宋代巴蜀文化的鼎盛。这也昭示着，只有一个地区的文化拥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才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各种元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永葆生机活力，放射出持久的辐射力、影响力、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