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地区比大洋洲更契合海洋史研究的旨趣。浩瀚的太平洋占地球海洋总面积近一半，大洋洲则是其空间之主体。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知名民族主义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提出一个经典论断，叫“距离的暴虐”。他认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大洋洲每个国家其实都是岛屿，这里的历史进程因为地理上的汪洋孤绝而与众不同。布莱尼的判断具有洞见性的一面，因为他意识到，地球上许多人群的历史更多受到远洋而非内陆因素影响。然而这个论断也失于偏颇，因为他忽略了从马林诺夫斯基、萨林斯到豪欧法等人类学家的反复提示，即大洋洲的航海民族并不视汪洋为天堑而恰恰是通途。自有人类活动开始，大洋洲内部就逐步形成了跨海交流的网络，而在近代“太平洋世界”的成长过程中，大洋洲亦通过海洋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连为整体。毋庸置疑，大洋洲史研究离不开对海洋环境与文化的重视，反之它也为海洋史研究提供了新颖丰富的议题，成为太平洋史研究跨越有形地理边界、文化藩篱以及学科门户的试验区。

从西方航海家闯入大洋洲起，及至太平洋战争结束，基于陆地视角的取向一直主导着大洋洲史的撰述：以罗塞尔·瓦德的《澳大利亚的传奇》为代表，澳大利亚学界热衷于从荒野边疆的拓殖中寻找和建构国族认同，而大洋洲岛民则普遍被视为没有历史的人群，不足为道。与之对应的现实是，从殖民瓜分到一战后所谓的“委任统治”，再到二战后的“托管制”，大洋洲岛屿社会的历史自主性与整体联系性从未得到尊重。20世纪60年代，有意将澳大利亚与周围群岛纳入同一单元加以考察的大洋洲史研究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仅有美国权威澳大利亚史专家格拉坦的部分政治史论著。

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环境史及全球史的兴起为大洋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新的研究不仅尝试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也激励学界对历史参与主体多样化的认识，更增进了学者对作为一个自然地理而非行政地理单元的大洋洲的思考。原住民、少数族裔移民乃至自然环境都成为学界关注的新对象，海洋要素与向海而生的人群开始受到重视。有关大洋洲的定义甚至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如保罗·达希等本土学者提出，狭义的大洋洲主要是指完全受海洋环境主导的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及波利尼西亚（含新西兰）等群岛，以此强调大洋洲的海洋文明特性。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学界可以摈弃传统的国别与区域史研究范式。只是它提醒新一代学人，若要深入理解包括大洋洲在内的世界史传统叙事的边缘地带，尤其需要采用海洋史等研究新视角。对此，汤加学者豪欧法的观点犀利，引发共鸣。首先，他强调大洋洲不是“海洋中的岛屿”，而应是“岛屿的海洋”。西方列强将大洋洲群岛划分为十数块殖民地并以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根本是强行臆造。国际社会再以领土与人口为标准去衡量岛国，必然导致岛民的自卑与绝望。其次，他揭示了海洋文化具有包容性与敬畏自然的价值观。大洋洲岛民之间的联系，不仅具有天然的去边界化特性，而且依赖于海洋知识与海洋文化之积淀。神秘的汪洋对人类行为的限制是所有自然力都难以比拟的，但人们也可以利用流动的海水抵达无垠的新世界。总之，研究大洋洲史应该围绕海洋元素展开，再细致的案例考察，都需要胸怀宏大的世界观与整体的历史观。

大洋洲海洋史研究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两大引人关注的特点。首先是引领全球海洋史研究的制度化建设。1979年，受训于莱顿大学的澳大利亚史学家布鲁泽与同仁，发起成立了澳大利亚海洋史学会并创办会刊《大洋圈》。布鲁泽明确提出海洋史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人与海洋的关系，具体包括海洋及海地资源开发、航海、海权、海上科学探索、海洋休闲、海洋文化及意识形态，赢得广泛认同。以此为基础，大洋洲学者积极推动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争取国际话语权，比如澳大利亚海洋史学会开放接纳国际会员，《大洋圈》也从不将征稿主题局限于大洋洲区域内。1989年，国际海洋经济史学会就以《大洋圈》为样板，创办了当今业内最权威的专业期刊之一《国际海洋史》。此外，与北美学者吉利斯等重视沿海海洋史不同，大洋洲海洋史学家强调与远洋相关的海洋史，尤其是太平洋沿岸与大洋深处的历史联系。不过从总体上看，专门史意义上的大洋洲海洋史研究，依然深受大西洋世界海洋史研究传统的规训，关注的具体议题多为海上探险、贸易、海军史、船舶史、捕鲸与渔业、海盗、海洋法、港口等，主流叙事线索依然是西方势力如何发现并开发澳大利亚与大洋洲岛屿。这固然有跨国史与整体史的自觉，但缺乏对西方中心的超越。

其次，以前述研究为基础，大洋洲海洋史研究开始积极整合全球环境史研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降勃兴的环境史研究中，海洋是公认的短板。但环境史研究与生俱来的跨国性与跨学科性要求，促使这一短板被不断补齐，大洋洲研究“一马当先”。受到“哥伦布大交换”理论的启发，麦克尼尔等学者提出了“库克大交换”的概念，即认为跨太平洋的物种交流同样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以格罗夫为代表的大洋洲本土学者提出“绿色帝国主义”与“全球南方”的议题，强调南半球不同区域间跨海的有机联系，通过发掘近代热带海岛的殖民开发史，提出环境史的非西方起源及海洋环境的历史影响等问题。美国学者库什曼与大洋洲学者格里菲斯则通过把“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等海洋气候科学问题引入通史与专题史研究，不仅强化了对大洋洲不同区域历史性联系的认识，甚至将海洋史研究的空间推向极地。

上述成果的积累又催生两个变化：其一，《剑桥太平洋岛民史》《牛津英帝国环境史》等新问世的权威地区史研究，开始自觉重视海洋环境要素，包括从岛民与海洋的互动中发掘其历史特色。而在有关鸟粪石与鲸鱼等海洋资源开发的新全球环境史专题研究中，大洋洲及太平洋都不再是边缘而是居于核心地位。其二，毕以迪与摩根等大洋洲的新生代学者以近代大洋洲海上网络的发展为线索，提出了“生态-文化”网络的概念。毕以迪等认为，近代太平洋世界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于生态与文化要素的自由流通。此处的生态交流，不仅包含各种具体的自然环境要素流动，更包括移民群体在内的生态体系整体的迁移与再造；此处的文化交流，也不只包括意识形态等思想性与知识性要素的传播，更包括政治、经济与环境改造活动。这些交流都依托海上交通进行，不仅将大洋洲各地纳入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还将它与包括印度洋在内的整个海洋世界相联系。

相较于印度洋与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太平洋世界的历史还非常短暂，而作为太平洋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洋洲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便看似孤立的、破碎的陆地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联系。它肇始于航海民族与汪洋环境的相得益彰，加速发展于近现代太平洋沿岸文明与域外势力的碰撞与交融。发掘海洋因素在该地区整体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是深入发掘大洋洲历史特色并理解该地居民复杂命运的重要途径。而海洋史研究在浩瀚的大洋洲也找到了发展壮大的理论与现实基础，越来越多的有志学人开始探问人类与海洋尤其是深蓝水域的历史渊源。